表面来看，4月的工业增加值、进口同比增长等数据的确不怎么样，而固定资产投资与信贷投放等经济指标不同程度的下滑，似乎昭示着中国经济遭遇“倒春寒”。但若仅凭这几个指标就得出中国经济已失去增长动能的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实际上，中国经济不缺内生性增长的动力储备，只是这些年来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营商禀赋与投资热情的释放，使得经济要摆脱现有增长路径的依赖面临着太多约束条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经济转型的成本。而当政府对隐藏了极大系统性风险的房地产领域持续展开冷却行动时，经济短期放缓势成必然。加上外部需求的低迷，经济增速下滑便成为政策调整的显性结果。只是4月经济数据也有积极的一面，例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3.4%，低于3月的3.6%，也低于政府为今年全年设定的4%的通胀目标，这使政府保持着后续货币政策的微调空间。
　　笔者认为，既然经济增长是一种内生性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那么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就不必过于看重短期经济指标所释放的信号。换句话说，即便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7%，也不必对之反应过度。
　　无论是英、法、德还是美、日等工业化国家，即便在其拥有全球范围内低成本配置资源能力的黄金发展期，也很难做到连续30年乃至更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如今，工业化国家尽管可以做到在经济制度完善之后着力提升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但增长动力下滑却是不争的事实。例如，美国对经济增长的期待是在稳住金融基本面之后，力图通过正在进行的第三轮超级产业革命来获得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只是连美国自身也对此没有太大把握；至于欧元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防止希腊脱离欧元区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全局性失控；日本的经济算盘则是通过中日韩经济与贸易一体化以及本身的技术进步，尽快使本国经济摆脱“五万亿美元陷阱”。同样，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与美欧和日本经济高度联动的中国经济正回归理性增长的常态。从支撑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动力来看，中国自1980年以来长达31年的高速增长周期告一段落，进而回归到6%至7%的中等增速区间，应是最正常不过的常态了。再说中国经济规模已跃上了6万亿美元台阶，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需要的资源增量大大超过前十年。假如在2016年前后，中国经济规模达到了10万亿美元，断不至于再提8%的口号了。
　　假如增长质量能够逐年提高，7%的增速又有什么可担忧的？中国理应从现在开始就做好适应中等速度增长的政策与心理准备。无论是决策层还是有关市场参与主体，其经济工作与经济行为的着力点不应偏好于一时或者局部经济指标的波动，而应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前提下着力推动增长动力切换与产业升级，以期求得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拨开“保增长”的迷雾。
　　30余年来，中国经济政策的演绎一直没有跳开凯恩斯主义的范畴，这并非否定凯恩斯主义在特定时期的工具价值，而是说在中国这样经济结构复杂、国情独特且没有太多先行经验可资借鉴的新兴经济体，需要适时总结过往经济发展经验教训，以找到一条真正契合自身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展路径。或者说，中国在探索后起大国优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过程中，需要且应该对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有新的贡献。而在此之前，首先需要拨开的就是“保增长”的迷雾。因为“保增长”本身就是一种次优的政策选择，是在经济增长内生性动力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对经济“热启动”的相关政策安排，其政策实施效果尽管可以在短期内达到提振经济的作用，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副作用，不仅有可能吞噬“保”来的成果，还会加剧已有的经济失衡并使经济沉疴愈积愈深；深层次的后果还在于牺牲了经济转型难得的时间窗口，增大了经济转型的刚性成本。
　　拨开“保增长”迷雾的钥匙掌握在政府手里。其实，政府业已启动的相关改革已为经济实现有效增长提供了不少前期准备，只是力度还远远不够。以笔者之见，除了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以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过多干预之外，目前更应尽快降低关键领域投资的准入门槛，以调动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这是确保经济获得持续增长动力的第一步。下一个重要步骤是在全面启动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础上，以减税与适度的政府转移支付为先导，尽快建立真正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有，在加快市场与法制建设的同时，理应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前瞻性的技术的投入，力争早日完成增长动力的切换与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