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再次凸显中国经济深层次调整的巨大压力。一面是生产价格指数（PPI）在28个月以来首现负增长，一面却是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6%，PPI与CPI之间的“价格差”越拉越大。PPI的负增长表面，实体经济需求不足，企业难以把上游的成本上涨压力转嫁出去；CPI增长超预期表明“通胀阴霾”远未散去，如何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下的“价格闯关”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事实证明，中国控通胀绝对不能盲目乐观，当需求型、货币型以及输入型通胀消退的时候，成本型通胀却正在逼近。从中国通胀发展的未来趋势看，尽管短期内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可控，但长期压力难以得到根本性缓解，要素等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将成为中国新的通胀压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当前价格总水平的上涨，是对长期以来要素价格失衡的一种回补。从全球范围看，当代发达国家进入了长期的后工业化进程，并且展开了水平分工体系，也同时形成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价格体系。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基础相对落后，只能与发达国家展开垂直分工，即主要以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品与发达国家的深加工产品交换，由此不断拉开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其全球化分工体系，由于国际竞争激烈，发展中国家产品被迫接受较低的价格，并压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这样就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高低相差悬殊的两种价格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下，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通过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低要素价格（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资金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以低价的中国制造风行全球，也形成了中国补贴全球生产成本，补贴美国消费者福利，补贴全球化红利的失衡格局。
　　如今，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条件正在失去，经济发展将面临高成本阻碍风险。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主要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在“起飞”阶段的发展形态，表现为传统部门为现代部门提供“无限供给”的充裕劳动力。但这种状况将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亦即出现“转折”。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现代部门扩张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工资将保持不变，之后经济发展进程将面临第一次转折，工资水平从不变制度工资开始上升。
　　当前，中国正逐步走出第一阶段，这预示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步完成，劳动力的低工资时代即将结束，劳动报酬将加速上升，这意味着现代工业部门已经不能再用“不变工资制”来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这样工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更多的资金从实体经济出走，尤其在流动性的推动下，资本品价格（某种程度上农产品也可被视为类资本品）将以更快的速度上涨。而另一方面，技术进步较慢，低端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农业部门将出现剧烈的价格上涨。农产品和一些非贸易部门价格的快速上涨，系统性地推高了整体消费物价的中轴水平，因此，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不仅仅是输入型或是流动性驱动型的，而是要素供给赶不上货币需求的结构失衡型通胀。
　　随着资源日益紧张，资源要素价格扭曲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产业空间布局均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未来一个时期，依靠劳动投入和资源要素投入的产能将受到来自“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的制约，经济由于面临高成本阻力，其增速也将逐步放缓。这就引出更大的问题，既然某种程度上要素成本的提高是当前通胀的重要推手，那么未来一系列要素价格改革、收入分配等体制机制性的改革还要不要推进，会不会因为恐惧通胀又把该做的事搁置了，如何在管理好通胀与推进重大经济改革之间进行有效的平衡，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般来说，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会在短期内造成比较剧烈的波动，形成比较大的外部冲击和经济压力，而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影响会相对温和，但它也将是长期的、全面的和复杂的。成本推动型通胀会使得做实体经济的企业感受更明显，如果成本大幅提高，但销售价格却不能有效提高，那么在双向挤压下，很多实体企业的利润就会迅速变薄，甚至可能陷入所谓的“三明治陷阱”。
　　未来中国将进入全面的要素价格重估阶段，管理通胀的长期取向应该是：实现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通过“供给管理”加强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也就增加了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制度改进，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化解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通胀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