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关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大家都很了解；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现实状况，“肯定具有不合理之处”；只不过，“我国具有特殊的国情”，“改革需要一个过程”，“市场早晚会变得‘规范’起来”。于是，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半统制半市场”（吴敬琏先生语）的局面长期得以维持，大家见怪不怪。股权分置改革，从提出、酝酿、尝试到实施，前后历经十年有余，至今尚未彻底完成，而市场每天都仍然在承受着这项改革的代价。现在，股票发行制度的改革终于提上议事日程了。这一改革应当如何进行？又要经历多久？从本期开始，“算法经济”栏目将就此展开系列的探讨。
　　众所周知，在我国股市中，投机盛行，恶炒成风，长期投资意识缺乏；股价走势波云诡谲，经常与实体经济相背离。首先，我们要从理论上来说明，我国证券市场的种种重大弊病，大都与股票发行制度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紧密的和不容否认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并非人人都了解，也不是那么不言而喻的。主流经济学对于此类问题的分析方法，一般都包含着严重的缺陷（甚至错误），因此，我们有必要运用“算法的”方法来重新作出论证。
　　一个显明的事实是，个人是通过思维活动来作出决策的，而思维活动需要时间。这个事实的含义是，个人可以进行的思维活动的复杂程度既不可限量，在任意特定时刻，其思想水平又只能达到一定的高度；也就是说，通常而言，人们的知识水平不足以圆满地解决他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他们只能运用已有的思维工具、信息、知识、经验、习惯在各个方向上来进行不断地尝试。具体到证券投资问题上，一般说来，股民并不确知他们应当选择什么券种，应当在什么价位买卖，以及何时买进或卖出。由于不存在单一而确定的答案，投资意向和投资行为必然是五花八门的，看上去既“凌乱”，又不够“理性”。股民们中间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投资风格，或者各有其生财之道。这其中必然会包括那么一些人，他们试图以欺骗、合谋和“操纵”为生。“操纵”这个词很难听，可是，实际上，每个人的行为都可能影响到别人，或者以影响别人为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每个人都在试图按照自己的观点或意图来“操纵”市场。市场经济本来就是从“操纵”开始的，它绝不是完善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我国证券市场创始阶段的种种现象：由于缺乏直接的知识和经验，投资者只能凭借从书本、媒体甚至影视剧中得来的间接印象行事，结果是，在大多数人裹足不前的同时，少数人疯狂地搏击于市场之中；以今天的行为标准来看，这些人的行为是何其大胆而“非理性”啊！
　　既然市场是不完善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呢？让我们来继续上文的论述：少数个人之间的游戏，常常会陷入僵局或无效率之中；然而，市场是开放的，大量的投资者和融资者源源不断地进入，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经验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想进行“操纵”。他们相互交流，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相互学习；经过长期地、大量地和反复地“较量”，终于，他们变得比较“理性”了，股票市场也产生了比较有利于实体经济的正面效果。换言之，市场经济制度之所以经常会产生比较良好的经济效果，是以以下这些条件为前提的：参与者自由进出；参与者数量巨大；当事人自愿行动，自担风险；长期反复博弈等等。当这些条件都具备时，一般而言，市场经济一定会取得我们所期待的积极效果；反之，如果这些条件之中有一些并不具备，那么，这样的经济会有什么表现，答案就不一定了。
　　基于以上认识，现在让我们来解答本文的主题。由于采取了股票发行和上市的审批制，企业、也即融资者并不能自由地进入股票与债券市场，这就限制了市场竞争的程度；因此，我国证券市场的经济后果不够理想，在原则上就是可以理解的。此外，缓慢的审批程序赋予上市公司一种特殊的“壳价值”，这导致市场围绕绩差公司进行炒作。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由于在投资与投机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绝对的区分标准，可以认为每个市场参与者总是具有操纵股价的倾向。绩差公司与绩优公司之间的区别是，绩差公司很容易制造出来，而绩优公司却不容易形成。这意味着，当股票可以自由发行和上市时，假如有人胆敢围绕绩差公司进行炒作，那么，大量的、源源不断的、甚至无限的“绩差股”就会迅速从市场的各个角落冒出来，以便供其炒作，这势必导致这种炒作的最终失败，于是，人们只好转向投资绩优股，因为优质企业是稀少的。反之，审批制导致股票的供应在数量上既不足够，在速度上也不及时。新的上市公司涌现得太慢，已上市公司的扩股也进行得太慢，远不足以抑制投机与操纵。
　　如果有研究者想了解强力的行政干预可以对股票市场造成什么样的“奇妙”影响，我国股市无疑可以对此提供理想的答案，因为这一经济学实验已经在此大规模地展开达22年之久了。结论是：后果的确相当“奇妙”！行情忽冷忽热；交易者长期沉迷于概念炒作，理性的价值投资受到冷落。这种后果的奇妙性极端地体现在“新股热”之中：即使二级市场十分低迷，即使新股以数倍于老股的价位发行，新股申购和炒作依然火爆。这种现象得以形成的具体机理是怎样的呢？答案仍然在“算法经济学”之中：其一，由于金融炒作的核心对象是信息和知识，而新事物便于造成信息与知识的不对称，所以，证券市场具有喜欢甚至制造新事物、新概念的固有倾向。要件之二是“同步性”：当全国股民的目光在同一时间都被某个特定的新股发行事件所吸引时，老式的“击鼓传花”游戏就具备了上演的条件；总有一些带头者来兴风作浪；因为围观者众多，有人难免忍不住加入，于是队伍就会逐渐壮大；由于“打新股”长期具有稳定的收益，终于吸引了稳健型投资者的参加，于是新股的收益再次得到了保证。这就是新兴的“注意力经济学”；它同样可以解释香港市场中的“末日权证”现象。政府监管部门现在开始大力鞭挞“新股热”，可是，监管部门似乎尚未明确认识到，它们自身实际上在无意之中充当了投机者之间相互勾串的联络人和组织者；有了政府部门的公开性和透明性，不同炒家之间根本不需要相互进行直接的沟通，就可以合法地展开协同行动了。一个附带的结论是，鉴于今年新股发行的清单现在已经明确公布，于是，“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现在，“新股爱好者们”更可以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踏实放心地进行炒作了。
　　以上论述的政策含义是什么？可以有两种思路：一是继续进行投资者教育，倡导理性投资。可是，既然现行体制客观上在鼓励投机，却要股民们去“理性投资”，这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情况下的教育活动，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第二项政策思路，就是取消股票发行的审批制，不仅新股可以自由发行，而且老上市公司也可以自由扩股或缩股，企业可以自由合并、分立和重组。关于这项政策思路可能导致的一些后果，我们留待以后各期再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