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世界范围内以“大首都经济圈”为特征的区域一体化的“新经济形态”正在迅速发展。面对这个国际大趋势，北京理应在确立“大首都经济圈”的战略格局中，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争夺国际产业分工分配权”的历史使命。
　　上海正在快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以承担起“争夺人民币定价权”的历史使命。那么，北京该如何定位？笔者认为，北京应建成国际综合产业创新中心，在确立“大首都经济圈”的战略格局中，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争夺国际产业分工分配权”的历史使命。
　　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已成全球两大主题。在这一背景下，国际产业正在悄然分工，美欧为此正在激烈争夺国际产业分工的一级分配权。欧债危机，实质就是争夺这种控制权的外部表现。处在世界产业链顶端，美国正在抓紧全球产业的布控和整合；日本凭借其技术优势在争夺对亚洲产业的国际二级分配权。因此，北京的战略定位，已不是简单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客观上已上升为如何历史性地担当起争取国际产业分工分配权这一重任的战略大问题。
　　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在产业集聚和发展上已确立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北京的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优势凸显，总部经济发达,空间要素的配置能力超强。而最大的优势是人才资源，已形成了具有优势地位的完整的产学研链条。北京凭借自身优势，正在发挥其作为环渤海地区“辐射外溢”的功能作用。与此同时，以北京为中心，以京、津、冀北城市组城的“大首都经济圈”格局也已形成。由此，凭借政治中心所具有世界影响力——“制度游戏规则制定权”作依托，北京已具备了在亚洲乃至全球更大区域内影响国际产业分工的能力。这个能力，在东亚将日显突出。
　　眼下，北京产业布局在形成了研发、流通、制造这三大优势产业的“驱动外溢”的功能优势后，外溢的方向究竟是向东，还是向南；主导权是交由外部的“国际力量”，还是利用自身已经形成的产业价值高地“自我主导”；面对日益狭窄的空间发展问题，是与周边区域整合后放大，还是延续“自我封闭”循环发展；这些问题都必须重新审慎选择。例如，制造业向东外溢有助于东部津、冀北等工业发达城市承接，便于从出海口转口。但东部资源要素的升值实际上已成“产业东溢”的瓶颈。加之原来热切期盼的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失败，使得今后国际新的分工体系的建立与分配权的争夺，更显形势严峻。
　　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经济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已成大趋势。在世界范围内以“大首都经济圈”为特征的区域一体化的“新经济形态”正在迅速发展，并都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如韩国首尔、法国巴黎、日本东京等“大首都经济圈”都已成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东京“大首都经济圈”的经济总量，占到全日本的六成。“大首都经济圈”是未来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北京未来发展的趋势。
　　加快推动“大首都经济圈”，客观要求是“一体化”发展。
　　以“大首都经济圈”涵盖的河北省为例，作为“北京的环”，河北省经济呈非均衡发展，遂使环绕北京的河北省相关县市成为“价值洼地”。造成这种失衡的因素很多，但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是割裂了区域“空间一体化”的整体性，扭曲了资源要素之间的必然联系，分割了资源与空间之间的内在驱动力，致使要素移动的空间距离拉大，增加了资源交易成本，造成了空间生存的质量差距。这显然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彻底改变传统的思维惯性，确定全新的区域发展整体战略，规划重构、产业重塑，充分利用北京周边的“价值洼地”，共建京、冀“经济一体化制度平台”，以减少交易成本，使区域内人口、资源、环境等诸要素得到科学合理流动，寻求北京最大价值的发展空间。
　　北京“大首都经济圈”的发展思路，笔者以为是以“资源换空间”，先促使京、冀两地实现“空间结构优化”；再通过两地“资源要素”的“增量整合”，使两地“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链重构”，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以北京拥有的经济高地作为大轮辐，可以构成“能量聚集核”，产生“轮辐外溢驱动”。向北“外溢”，建立由物流、空港、港口三大功能区做支点构成的产业带；向南“外溢”，建立由物流、空港、港口三大功能区做支点构成的产业带。在形成集聚和关联效应后，促成南北两大产业带“驱动力”的形成。为最终实现“大首都经济圈”一体化的“空间格局”奠定产业基础。
　　在具体发展措施上，可以是“一主两翼、六个支撑”。一个主轴，即以北京为主轴，将该区域（第二步将天津扩入）战略上升到建立“大首都经济圈”的发展战略层面，通过“资源换空间”，在“空间结构优化”与“互利共赢”中实现京、津、河北省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两翼”，即以打造河北省南、北两大产业带作为两翼。这一地带经济发展一直在“分割”、“发散”、“封闭”中艰难前行，一直是“环绕北京的特殊贫困带”，北京的发展趋势，客观上存在空间拓展的需求，打通南北两大产业走廊，主动承接北京“外溢”产业，在构建精品产业过程中，实现北京与河北在产业链上的“无缝对接”，进而在产业结构的重构和优化中，建成“大首都经济圈”。
　　“六大功能区”，即前述物流、空港、港口、物流、空港、港口六个功能区，它们服务于“大首都经济圈”的发展战略，是“大首都经济圈”空间功能的拓展，也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必然成果”。
　　无论从全球经济新格局的演变态势，还是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看，实现“大首都经济圈”战略都是北京发展必然趋势。环视今天的中国，能担当起人民币定价权和国际产业分工分配权这样的历史使命的，只有上海和北京这两大中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