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昉 |
经济参考报：您提出中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就在这一两年，这样说依据什么？
蔡昉：中国人口生育率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大大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正在加速老龄化。然而，中国的特点不在于老龄化，而在于未富先老。与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进行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特点。具体来说，发展中国家在不包括中国的情况下，65岁以上人口比重，2010年平均是5.3%。而我们“六普”数据表明是8.9%，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老得多。未富先老会导致人口红利较早地消失。人口红利是指在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老龄人口比重尚未提高，因而人口抚养比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的阶段上，劳动力充分供给和较高的储蓄率(资本积累率)为经济增长提供的一个额外源泉。由于人口抚养比(15岁以下及65岁以上依赖型人口与16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综合地反映了劳动力供给与人口老龄化状况，所以，在统计中可以作为人口红利的一个衡量指标。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抚养比持续下降，预计在2013年左右停止下降，随即迅速提高。这就是说，还有一两年的时间，中国的人口红利就消失了。
经济参考报：人口红利消失，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会构成什么重要的挑战？
蔡昉：人口红利消失以后，中国会逐渐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由于未富先老的特征，我们一时还不能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获得比较优势，这时，经济增长会有一定程度的减速。根据国际经验，在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上，经济增长减速的可能性很大。
经济参考报：经济增长速度减慢是一件特别值得我们担心的事吗？
蔡昉：适当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其实是必要的，“十二五”规划也把GDP增长率的预期性指标降低到7%。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的确不能找到超越人口红利的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也许面临的就不是降低一个百分点的问题，而可能会发生超出预期的情况。日本是一个例子，值得吸取教训。日本在享受人口红利的时期，经济增长率高达9.2%，当人口红利趋于消失时，增长率降到3.8%，而在1990年以后，人口红利消失，年均GDP增长率只有0.89%，陷入失去的10年和失去的20年。
经济参考报：那么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2012年的政策重点应该如何与之相衔接呢？
蔡昉：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过去过度依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到主要依靠生产率驱动型的轨道上来。具体来说，第一，我们可以创造条件延长人口红利期。需要进行一系列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比如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清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进一步扩大就业，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等等；第二，我们更需要未雨绸缪，创造条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例如，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就业质量，保持中国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同时要看到中国也将越来越多地面对周期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现象，在各项政策中要树立就业优先原则，防范和治理各种类型的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