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宏观经济形势、上市公司质量和相关政策是影响股市的四个主要因素。要找出中国股市“熊霸全球”的病因，就必须从这四个因素入手，详加分析。
第一，从国际环境看，两次危机对中国而言不是灾难而是机遇。很多人把中国股市下跌归结于国际环境的不景气，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自2008年以来的两场危机对中国并无太大影响。从金融系统看，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其银行、货币与资本市场体系都环环相连。但中国不在其中，我国的银行、货币和资本市场体系均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国际金融形势动荡对中国金融体系造成的影响十分有限。因此，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并未对中国经济造成实质性影响，那些认为中美应共渡难关的看法，是对战略机遇判断的失误。中国跟美国本就不在同一条船上，更谈不上同舟共济。我们对美国、对国际经济只能是异船相帮。
不仅如此，从历史上看，无论是英国取代荷兰，还是美国取代英国，无不伴随着一个国家的衰退和另一个新兴国家的兴起，这是不争的事实。美欧的衰落，正是中国崛起千载难逢的良机。同时，中国在这两场危机中被赞为世界经济的引擎，甚至被比喻成沙漠中的绿洲、黑暗中的明灯。人往高处走，资本要逐利，国外的资金和人员流向中国非常正常，并不可怕。我国不同于日本，拥有大量的项目可供开发，如果能引入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来完成这些工作，不仅能助推危难中的国际经济，也能避免我国主要依靠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实为一箭双雕之举。
因此，这两场国际危机对中国而言绝非灾难而是机遇，将股市不振归因于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财政主权债务危机，不过是掩盖我们工作失误的说辞而已。
第二，从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势头并没有随着两场国际危机的发生而改变。正是在这两场危机中，中国的GDP突破40万亿，位居世界第二。GDP增速也始终保持在9%以上，是主要发达国家的5倍之多。中国的财政收入持续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截止到今年11月底，我国已实现财政收入9.73万亿，超过去年全年的8.3万亿，今年全年收入达到10万亿以上已成定局。当主要发达国家的赤字率全部超过警戒线时，中国的赤字只有8000亿，占GDP的0.5%。2011年中国的赤字预算为9000亿，可10月底的财政盈余居然达到1.33万亿；而此时，美国两党却在为未来十年减赤1.2万亿美金闹得不可开交。欧美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已普遍接近或超过100%，远超60%的警戒线。而我国中央政府的6.7万亿债务和地方政府的10.7万亿债务加总，债务率也不过44%。
从银行的角度看，当今中国的存款余额仍高达28万亿之多，居民储蓄32万亿，银行的总资产已达104万亿，银行的坏账率不足1%。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的话说，当今中国具备目前世界上其他国家最缺的两样东西：钱多和成长性。中国具有足够的财力支撑未来的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形势依然向好。
第三，从上市公司的质量看，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08年以来持续向好，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水平不断提高。尽管2011年各上市公司利润增长所有放缓，但依然呈现向上的态势，具有相当的投资价值。而且，目前中国上证指数整体市盈率不足15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票的市盈率甚至久久徘徊于7倍左右。对目前经济蓬勃向好的中国来说，这样的市盈率远远谈不上高，这样的上市公司所支撑的股市，即使不“牛气冲天”，也绝不应该“熊霸全球”。股市的持续低迷，实在难以怪罪到上市公司质量的头上。
第四，监管政策的制度性缺陷才是造成股市持续低迷的深层次原因。既然以上三个因素都无法解释股市的不振，政策的影响自然就是股市持续下跌的唯一合理解释。事实上，货币政策的不稳定性和监管政策的制度性缺陷都会对股市造成极大影响，但人们普遍能够看到货币政策不稳定对股市的扰动，却往往忽视了监管政策的制度性缺陷才是导致股市持续低迷的深层次原因。不对股市监管进行制度性反思，中国股市就永无抬头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