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是临近2012年，国际金融形势动荡局面似乎愈加变得不确定。
　　被“末日博士”鲁比尼称为“大到没法救”的意大利，尽管迎来了以著名经济学家为领军人物的新内阁，但在欧债危机持续恶化、意国1.9万亿欧元的公债可能面临强制性重组的艰难形势下，即便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凯恩斯重回人间，恐怕也是一筹莫展。何况早已被政治化的经济救助方案由于遭到选民勒索大大约束了政府的行为空间。至于一度被寄予厚望的欧洲金融稳定安排（EFSF），如今充其量也只能起到挡板的作用，因为该基金最多只能给意大利和西班牙拨出2000亿欧元的救援资金。所谓通过金融工程将该数字扩大到2万亿欧元被认为是乌托邦。而在危机随时可能进一步恶化的情势下，指望主权财富基金和“金砖国家”扮演救世主已越来越不现实。
　　目前，市场人士和经济学家们都在推演意大利倒下之后的雪崩效应。先前，德、法等区内核心大国为了保持欧元体系的完整性，连希腊和葡萄牙之类的小国也不允许退出；后来，在经过审慎评估之后，基本可以接受上述层面经济体的自我了断。但是欧元体系绝不能允许区内第三经济大国意大利的退出，假如西班牙步其后尘，则欧洲货币联盟将彻底崩溃。不幸的是，按照最悲观的预计，这种可能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关于欧元的先天机制设计不足、后天约束条件太多以至于迟迟不能成为全球货币体系“稳定器”的原因，相关探讨实在太多，笔者不想赘述。笔者只想提醒的是：欧洲尽管不缺精明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但在培养和造就战略大师方面，欧洲与美国相比，还是瞠乎其后。试问，今日欧洲，可有能与布热津斯基、基辛格之类战略家相提并论的重量级人物么？
　　美元霸权体系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天赐美国的大礼，更不是仅仅依靠合纵连横就能让美元君临天下。美元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主宰国际经济和金融分工的符号，既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支撑，还与美国精心打造的“高边疆”战略不无关系。事实上，无论是科索沃战争，还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朝韩延坪岛事件乃至利比亚战争，其背后的逻辑都蕴含着打击美元替代者、转移国际视线并最终稳住美元霸权的战略动机。
　　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元也确实经历了一段风雨飘摇的日子，无论是老资格的保尔森还是学术出身的伯南克以及略显腼腆的盖特纳，在那段时间的脑细胞死亡速度肯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不过，即便在美元最困难的时刻，主要大国也不敢轻易抛弃美元。而一度雄心勃勃的欧元，在这场金融危机造成的“达尔文主义”式的洗劫中不幸成为最大的牺牲品。
　　假如欧元体系当真崩溃，则由美国主导的此轮全球金融洗牌，在顺势加固美元地位的同时，也将初步完成全球顶层利益分工版图的再切割。人民币的行为空间也将遭到前所未有的挤压。而一旦美国构筑了针对中国的贸易与金融包围圈，加上高技术产业的上游锁定，则中国将在中美核心利益博弈中更显被动。
　　如今，美国在对欧债危机作壁上观的同时，又是通过施压人民币，又是加速推动新亚太贸易协定（TPP），其战略目的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中国必须高度警惕的是：由美国挑起的美中货币博弈短期内是不会消停的。在欧元已被欧债危机弄得心力交瘁之后，针对人民币的大面积封杀或许正在酝酿。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在知己知彼方面早已是九段高手的美国，对目前中国金融业的软肋可谓一清二楚。表面强大的中国银行业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的前提下获得暂时性优势的，并且尚在完善中的金融市场体系更潜藏着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假如通过绑架人民币汇率使得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失去在金融贸易和制造业领域“补课”的机会，而美国成功地通过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实现了出口的快速增长，则不仅有可能打破“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分工格局，而且还将极大地挤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核心利益。如果那样的话，则中国不仅将无法获得足够的财力来支持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更有可能错过追赶美国的“时间窗口”，进而失去成为一流经济与金融强国的基础性条件。另一方面，假如美国正在酝酿中的跨产业革命取得重大突破，结合其依然强大的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美国无疑又将筑起打压中国的经济高墙；届时中国不仅会再次被拉开与美国的经济差距，说不定还会失去原先所拥有的传统经济优势。
　　面对美国正在加紧构筑的贸易与金融包围圈，中国一方面要学会运用既有的国际经济法则，尽快提高应对国际经济摩擦的博弈水准，早日形成相关应对方案，并以中国日渐壮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切实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世界次席的中国，现在有必要、也有条件尽快筑起“经济高边疆”，以摆脱经济发展与战略博弈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而强大的资本市场、世界级的银行与保险体系，比肩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币，能与纽约、伦敦抗衡的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群，应是中国打造“经济高边疆”的战略目标。尽管谁都知道，这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险道，但我们别无选择。
　　时不我待，吁请中国尽早构筑“经济高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