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矛盾频发，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医患互信的丧失。最近，“八毛门”事件和“录音门”事件还未散去，又爆出佛山市南海区红十字会医院“错把早产儿当死婴丢厕所”的事件，进一步搅动了医患信任关系。
　　我们究竟靠什么来重建医患信任呢？法律信任关系的确立，给了我们很多有益启示。法律信任关系建构的关键，是“没有程序保障，绝无实体正义”信念的形成与共识。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的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相比于过去“熟人社会”以情感为基础的道德信任，现代“陌生人社会”的信任关系，则是以法律信任为基础的契约信任。契约信任的典型特征，一是有成文的契约依据，二是契约双方地位平等，三是注重证据保全。但我国的医院和医生显然还没有适应“陌生人社会”的这种转变，“录音门”事件发生之后，医方没有从积极的角度看问题：这是对医患双方都最有利的合理方式，反而认为这是对医生的极不信任。
　　就以佛山市南海区红十字会医院“错把早产儿当死婴丢厕所”的事件为例，婴儿生下来之后，如果医方有程序上的规范，严格经过仪器检测，对照新生儿死亡的标准指标逐项交叉判定，错误就不会发生了。如果新生儿出来之后，患方能够参与死亡的鉴定，或者在作出处置婴儿遗体时，能够让患方检查确认签字，错误也是可以避免的。信任和尊重从来都是相互的。让患者参与的过程，其实体现的就是医方对患方的信任和尊重，反过来这种信任和尊重又会得到患方的善意回应，从而就会确立真正的医患互信。
　　要真正重建医患互信，除了继续加强医方的职业道德建设之外，还必须依靠制度性的程序来规范，比如制定并公开诊疗程序规范，建立电子病历档案，诊疗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允许患者家属参与诊疗过程，不允许的情况下，对重要的诊疗过程，比如手术，可以考虑视频同步转播以方便患者家属及时了解情况。而这些规范的建立，实际上也是让医方的职业道德处于患者的监督之下，从而更好地发挥道德自律的作用。从程序规范开始，从制度建构与执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