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首次审议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据新华社的报道，本次修订的亮点之一是，解决民事案件“立案难”的问题，将考虑引入立案登记制度。记者采访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某教授称：“现在老百姓去法院打官司，法院如果不受理，只是做个口头告知，当事人就算不服也很难上诉，从而引发出很多矛盾。对此，此次民诉法修改将明确规定法院必须依法立案，对不符合起诉条件而不立案的，也要作出裁定书。当事人如不服，可以提出上诉。”（《东方早报》10月25日）
　　报道中提到的“不立案也发裁定书”，其实只是现行法律的规定，而且是执行相当不到位的规定。
　　《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受理民事起诉，只需要做“形式审查”，即起诉只需满足第108条规定的4个条件：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法院管辖。第112条规定：法院收到起诉状，经审查，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但令人遗憾的是，实践中，不少法院对满足起诉要件的案件往往就是不受理；甚至不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发“裁定书”告知不予受理，而是发个通知，乃至口头通知。更糟糕的是，如果起诉人向上级法院上诉，上级法院往往反过来要求起诉人提供下级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书”。
　　在律师界，应对“立案难”只能各显神通：资深律师可能亮出人大代表、行风监督员的身份“敲山震虎”；有的律师会直接投诉；有的则让当事人去“信访”，拿着信访回执再去起诉……
　　“立案难”的原因，司法界早有讨论——浅层次的是个别法官的法学素养差，比如有的立案庭以过了诉讼时效为由，拒绝立案；其实是否过了诉讼时效，应该由法庭在审理时确认。有的法院对土地承包、劳动争议、企业转制等“敏感”案子，退避三舍。有的是听了“将令”的，有人甚至拿着省人大信访办开具的介绍信去起诉，但就是立不了案。
　　还有就是法院系统内部一些不合理的“考核”，影响了案件的正常受理。比如去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正式提出：最高法院取消传统的“结案率统计法”。因为此前一些地方法院为了追求高“年终结案率”，往往岁尾就不受理案件。
　　此外，近期各地法院搞了“立案庭调解”，或者叫“诉前调解”制度。法院主动参与调解，以柔性的调解代替刚性的审判，这本身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但在一些地方变了味，比如某地级市的法院就在宣传当地“立案数降低三成”的成绩。当“调解率”异化为“立案率下降”，乃至“不立案率高”，这就值得警惕了，因为“立案难”反而成了政绩。
　　民事诉讼是社会矛盾平和的解决机制，通畅的诉讼渠道，是社会的减压阀。既然公民选择起诉，那就说明他相信法律，相信既有的社会机制。所以解决“立案难”，保障诉权的正常行使，意义重大。公民期待新民事诉讼法，在现有法律基础上有大的进步，切实保障诉权；对个别法院违法不受理案件，形成严格制约，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