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少业内人士认为，10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九条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对于当下中小企业的状况难有实质性的改变。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监管部门针对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出了“两个不低于”政策要求：即小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增量不低于上一年。这次会议对此表述有了变化：“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增量高于上年同期水平”。为鼓励银行对小型微型企业放贷，会议规定：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所对应的单户500万元以下的小型微型企业贷款，在计算存贷比时可不纳入考核范围；允许商业银行将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型微型企业贷款视同零售贷款计算风险权重，降低资本占用；适当提高对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对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和客户数量超过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放宽机构准入限制。
　　总体来看，九条财政金融扶持政策显然是对原有政策表述的局部性修补，而在最根本的扩大中小金融服务机构的准入门槛上，只是简单提了一下。就这一点而言，这个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受益的确有限，但这对于目前的银行监管体系而言，在金融服务方面则有了显著变化，那就是利用信贷审批来助推政策的落实，银行要获得这些政策上的便利条件，就必须要在服务中小企业上做出成绩，这将有力促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加紧创新。
　　中小企业贷款难已存在很多年了，而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大行也多次出来表态，声称将“竭尽全力”予以支持。工行行长杨凯生在今年年初“两会”期间就表示，工行并非只青睐大企业、大项目，并称在工行6万多亿的贷款当中，有超过50%的贷款投向了中小企业。建行也称，每年新增信贷规模的40%用于发展小企业。可为什么迄今有那么多中小企业还借贷无门呢？事实对此已给出了不同答案。国务院参事陈全生8月底就表示，全国中小企业有近5000万，“我算了算3500万个体户，1100万私营企业，99%的中小企业在四大银行没有办法贷款，大银行对大企业，而大银行对小企业等于高射炮打门。”
　　调查与对比银行数据证实，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短板不在于国有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的单边超常发展，而在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而单靠行政手段推银行去改变，只能暂时缓解矛盾，并且可能牺牲银行部门的效率。近期有媒体称，“银十条”或将加速推出，其中关于银行发行金融债的审批将可能与中小企业贷款相挂钩。有关报道则有了更多细节，有接近银监会人士透露，“符合中小企业重点的，达到一定比例的，会率先允许它们发行金融债。有些排除在外，有些重点支持。”
　　与此同时，温州金融试点改革的意见已有了新的进展，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日前透露，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的核心是要整合规范民间资本，着力将温州打造成全国“民间资本集散中心”。浙江银监局局长杨小苹也表示，结合浙江省金融创新示范县建设情况，每个地市至少启动一家农村商业银行改革，并积极向银监会争取在浙江省增加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数量。积极支持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工作，包括拓展融资渠道、规范民间融资、严厉打击非法集资活动，以及引进和设立新型机构等。
　　就此而言，假如国有银行以及现有股份制银行在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方面没有新的改善，那将会面临着来自新进入的金融服务机构的强有力竞争。因为数千万的中小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民间借贷市场同样有着相当的资金供应，因此一旦放开，那么市场就会迅速活跃起来。
　　经过宽松政策之后的银行体系目前的情况不容乐观，国内资本市场目前还无法恢复对金融机构的信心，而银行经过过去两年的疯狂放贷，普遍面临补充资本金的压力，而债券市场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融资渠道。但如不在中小企业贷款上有突破的话，金融机构自身将陷入到扭曲的发展道路上。九条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正是要扭转这种不合理局面，让银行金融机构自身去竞争，最后催生出新的中小金融服务机构。
　　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温州借贷风险的背后就是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以及引导地方经济理性增长过程中的系列问题，这些都要求不能再轻易出台刺激政策。诚如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王巍近日在全国第十二届担保年会上所言，温州目前需要良好的舆论和政策环境，不需要被救，温州可以自己度过困难，而且如果温州能有机会依靠市场力量来战胜危机，给全国中小企业创造一个新的金融模式，那就不是全国救温州，而是温州救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