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增速在6%以上的高位运行已持续三个月了。已有多家机构预测，9月国内CPI增速同样会达到6%以上的水平。尽管从6月以来，就一直有机构或媒体估计国内CPI增速很快就会见顶而回落，只是实际情形似乎并非这样乐观。反之，过高的CPI增速迟迟无法下行，国内经济面对的压力仍然很大。因此，在当前欧、美经济形势因债务危机而有可能陷入二次探底的严峻局面下，中国政府会否重新调整当前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看来是相当不确定的。有的市场人士据此分析说，在目前环境下，既要控制物价水平，又要保证经济增长，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面临空前的“两难”选择。这种分析似乎也被很多人认同。
我们当真面对这样的两难抉择吗？
其实，如果对央行为何要控制物价及如何保证经济增长有更为全面深入的思考，恐怕就不一定能同意这种判断了。
我们知道，央行之所以要把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其实质就在于，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核心。任何价格变动都涉及市场不同的当事人利益关系的调整。物价水平波动，不仅涉及千家万户每一个人的日常经济生活，也会影响企业的运作方式并最终影响国家宏观经济状况。更为深层次地说，物价波动往往成了一个社会财富、居民收入及资源的分配与转移机制。
比方说，如果财富是以名义货币来计算的话，那过高的通胀就会使得债权人的债权越来越小，而债务人要偿还的债务也就越来越少；会使工资收入者的实际收入下降，进而降低购买力而影响实际生活水平，对领取固定退休金的老人及低收入者而言，这可是影响至关重要。同时，过高的通胀水平，也会扭曲整个市场的价格运行机制，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即让强势企业或行业轻易获得高额利润，而让弱势企业或行业陷入困境。所以，央行稳定物价水平，其根本宗旨就是要确保市场价格机制能有效运行，以使整个社会的财富、居民收入能够相对有效地公平分配，最终使绝大多数人的经济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同样，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实质，也是为了能提高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福利水平，如果经济出现严重衰退，经济生活的负面影响势必会转化为严重的社会及政治问题。不过，只有在物价水平稳定的前提下经济增长才会有意义，否则，名义货币上再高的经济增长意义也不大，很可能成为少数人掠夺绝大多数人财富的工具。
应该承认，当前国内经济出现许多问题，大部分都与过高的通胀水平有关。如果政府不把治理当前过高的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那么其经济问题面临的纠结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比如，近年来，尽管监管部门一直在采取不同的办法及方式来收缩信贷（相对于2009年和2010年而言），无论是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信贷利率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还是信贷监管制度收紧，都表明政府对信贷收紧的坚定不移的态度。但是，国内信贷过度增长态势并没有因此而全面改变，信贷增长由银行表内发展到表外、由正规的银行体系推及民间高利贷市场等等现象，无不说明过高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财富转移机制，是一种债权人财富向债务人财富的转移机制。在这种机制下，谁的债务或哪家企业的债务越高，其占的便宜就越大。笔者特别想指出的是，在这种财富转移机制下，如果央行的货币政策不是通过价格工具来稳定物价，而是希望数量工具来实现其目标时，其财富转移机制的掠夺程度或将更为严重。
比照CPI，当前我国的物价水平高于央行一年期存款利率近3个百分点，即负利率近3%。这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很少发生的事情。算一算，当前我国居民个人存款达到近34万亿元，如果负利率为3%，那么存款人向贷款人一年的转移财富就达到了近一万亿元。这一万亿元的财富转移是什么概念？须知我国一年的农业税减免也只有500多亿元，而去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不足两万亿元。可以说，过高通货膨胀的财富转移效应，不仅是对分散化的弱势存款人的财富严重掠夺，也会导致产生绝大多数居民的消费挤出效应。即居民因为利率收入减少而减弱了支付能力。同时，这种严重的财富转移效应，也严重降低了居民利用货币作为价值储藏的积极性，于是转而把大量的存款进入各种投资工具，甚至于民间信贷的高利贷市场等。
因此，面对在高位徘徊的通货膨胀（短期内无法快速下降，甚至于当国内物价水平快速上涨扩展至农产品时，它意味着新一轮物价上涨的开始），笔者认为，市场广为流行的稳定物价及保证经济增长“两难”抉择判断事实上并不存在，当前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关注点理所当然更应放在物价稳定的节点上。归根结底，只有国内过高的通胀压力切实得以减弱，通胀的预期切实得以转变，才能为健康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否则，再高的经济增长其意义都不大。
而要使当前的CPI回到合理的区间内，笔者认定，眼下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就是货币政策更为灵活地使用价格工具，以及通过合理的房地产信贷及税收政策挤出房地产泡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