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的价格由OPEC左右；货币的价格——汇率——受G7影响；资本的价格——利率——由联储确定；消费型制造品的价格由‘中国制造’决定。” 这是英国《经济学家》一篇专栏文章的说法。
　　说法虽有些夸张，但一度颇为流行。原因在于这多半反映了世界经济曾经的一种现实。那个时段，每当OPEC开会讨论石油限产，油价就要动一动；每当美联储加息，甚至格林斯潘讲话，欧盟、日本等大经济体央行就得跟着加；每当G7开会讨论联合干预，那种被干预货币多半要升值。至于“中国制造决定世界一般制造品价格”的说法，则颇受经济界质疑：中国仅是世界“加工厂”，价格是由发达国家的商人们控制的。然而我并不同意。虽然外销渠道与价格多半由外商控制属实，但“中国制造”所创造的空前之低的成本，才是真正决定因素。恰是全球无法抵御的低成本扩张，成就了中国制造的影响力。
　　“后危机”以来上述四种决定情形都在弱化。首当其冲的是G7联合干预货币汇率的机制与能力。欧元区独立性增大，美、日、欧等发达经济都陷于空前困境不能自拔，G7主要成员利益各异，都使联合干预汇率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G20对话机制。接着是OPEC左右石油价格的能力，原因在于其产能赶不上世界需求的增长，更赶不上非OPEC国家替代性产出的扩张。再接着是美联储影响全球利率能力，由于各国面临经济难题不一，对美联储超低利率附和者越来越少。最后，就“中国制造”左右全球消费类制成品价格的能力来看，情形是参半的。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制造”对世界中低端产品价格依然具有重要影响力。单看看美国就可看出端倪：一个负债累累、货币政策宽到头的经济体，迄今仍然能将CPI控制在低位，进口消费品的超低价格功不可没。
　　然而同样客观地来判断，“后危机”期“中国制造”的价格影响力也在迅速弱化。原因在于低成本扩张的基础在弱化。以往中国制造业低成本扩张基于两个基础：一个是劳工、土地和环境等廉价要素，另一个是产业集聚的自然规律。两方面因素合一，成就了全球最大的中低端产品制造业中心。“后危机”以来的现实趋向是，依赖“三廉价”要素扩张的时代已经到头，中低端制造业集聚也到了一个拐点，扩散势头迭起。“中国制造”面临着双重约束。 唯一的出路是提升效率，这一点各方都看到了，也已经喊了多年。
　　面对诸此困局，相信人们禁不住要问，下一步中国将靠什么去影响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