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国际经济形势使得投资者的情绪又回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状况。投资者担忧美国经济疲软可能演变成衰退，而欧洲债务漩涡正在扩大，形势也很严峻。
　　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其实可以粗略地概括为：如何在通货膨胀和经济适度紧缩之间做到平衡。笔者的观点是，货币当局不能迷失于乱象丛生的国际经济形势，而忘却了稳定物价的首要职责，应将稳定物价作为第一要务。
　　货币理论和实践证明，“物价上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目前，在中国发生的物价上涨情况，也用事实对这句话作了很好的注解。数据表明，2009年，中国信贷总额增长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9%；2010年，这一比率为34%。另外，自2009年初以来，中国债务总额攀升了40个百分点，达到GDP的160%，加上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由此造就了经济中巨大的流动性进，而引发了物价全面上涨。
　　现在来看，通货膨胀对经济社会的危害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破坏了维持经济自行稳定运行的价格机制，市场主体无法形成稳定预期，造成供给和需求的严重不匹配，致使经济资源浪费巨大；二是对依赖固定收入人群的合理收入的剥夺。特别是后者，造成的冲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危害尤烈。
　　对于通货膨胀，我国货币政策当局始终保持警惕，也适时采取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央行多次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多次加息。这些举措对于稳定当前物价及其预期，产生了积极作用。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是通胀压力依然较大、通胀预期依然较强。但与此同时，类似政策超调一类的论调不时出现，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偏紧，约束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我们需重视类似观点可能对经济决策产生的误导。
　　首先，从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来看。推动经济增长的三要素是劳动、土地和资本。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的提升以及制度的良好演进，会通过劳动和土地使用效率的增加显现出来；资本的作用类似润滑剂，会加速劳动和土地产出的交换和分配，刺激产出的增加。
　　长期来看，资本的作用是中性的，所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极端重要。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据弗里德曼等人的研究，罪魁祸首就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而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多年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美联储同样难辞其咎。没有以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的符合经济运转需要的稳定的货币政策，也不会有经济的平稳增长。
　　其次，中国经济的存量和增量空间对金融体系呆坏账的容忍度已处于临界状态。当前金融体系中不良贷款的比重已有上升的趋势，对中国经济的压力会陆续显现。上个世纪末我们曾经消化过一批金融业坏账。当时，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从技术上看已经破产，40%左右的贷款为不良贷款。但通过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使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次性下降近10个百分点。随后，通过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及资本市场建设的不断完善等改革举措，金融体系才逐步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随后2001年，中国加入WTO，外向型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长迅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城市化进程加速，由此带动房地产和汽车行业的大发展，为缓冲因金融体系呆坏账对经济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冲击，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时间和空间。
　　而目前的中国经济，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环境，与十年之前已大不相同。美国经济出现无就业增长状态，欧元区债务危机持续发酵，都对我国出口造成极大压力；国内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日渐式微，旧有的以出口导向型和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只能通过科技创新引领的深刻的经济结构调整才能为新一轮增长创造条件，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期望通过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以缓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然带来痛楚，以期后续的可能的经济增长为当前的政策买单，不仅在道义上的压力巨大，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也只能是饮鸩止渴。
　　当下的中国发展，正面临着新一轮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之难得机遇，能否紧紧抓住机遇而不是丧失机遇，关键在于要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切忌得过且过，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横阻而延宕改革。唯如此，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尚有升腾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