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央企、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一直面临着不同的金融待遇，中国金融市场的二元现象其实由来已久。只不过近期媒体对中小企业钱荒及民间借贷市场疯狂高利率的连篇累牍报道，提醒了人们这种旱涝不均的严重性。不过，目前对这种现象的大多数解读仍停留在市场属性层面，所开出的药方也以经典的扶持政策为主。实际上，中国信贷市场二元化问题，除一般性的市场原因，更多地反映出中国经济在体制、模式和政策方面的深层次问题，需要进行多维度的解读。同时，如果没有体制方面的改革和模式方面的调整，单纯的支持政策可能收效甚微。
　　首先，必须承认信贷上的二元化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现象，反映了市场的内在规律。任何一个经济体都存在中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并存现象，在规模经济规律的驱使下，银行更倾向于面向大企业的批发业务，而不喜欢面向中小企业的零售业务，因为中小企业贷款的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都大幅高于大型企业。从理论上看，通过取消利率管制，让银行自主定价，那么风险补偿的提高可以给银行提供激励，解决中小企业无法获得信贷的问题，但如果不同时给予政策扶持的话，这个补偿之大可能会把利率推高到中小企业无利可图的地步，结果变得没有意义。因此，即便是金融自由化程度相当高的国家，仍然需要依靠某种程度的支持性政策，以鼓励银行提供中小企业能够承受得起的信贷。
　　其次，信贷上的二元化对应着体制内外的差别，反映出中国企业面临着的不公平竞争环境。大企业、中小企业；国企、民营；体制内企业、体制外企业，这些分类既有重叠也有差别，企业规模是市场层面的问题，但体制内体制外的分野则是制度方面的问题。体制内的企业享受着超国民待遇，不仅在土地、资源、许可证、业务订单上，甚至在税收、监管、司法等方面都享受着超国民待遇，在信贷等金融方面也享受着间接配给、隐性担保等支持，他们不但更易获得贷款，而且在资金成本方面也占有优势。相反，体制外企业面临的是低国民待遇，不但无人支持，反而有可能会受到打压。
　　正是由于存在体制内外的区别，做大不是中小企业的唯一目标，成为体制内企业同样具有诱惑力，为此他们可能会花费相当的精力来进行寻租。事实上，在不少地区，民营企业同样成功晋身为体制内企业，从而大大降低了融资成本。据报道，在这波中小民企遇到最为严峻的资金断流情况下，浙江、福建仍然有一些成功晋身为体制内的民企和国企一样资金来源充足，他们甚至将从银行获得的低成本资金投入到民间借贷市场，向那些中小企业放贷，坐享利差。
　　第三，信贷旱涝不均现象与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有一定关系。除了利率市场化不充分这个老大难问题影响到中小企业融资外，货币政策是采用准备金率工具还是利率工具，也会影响到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提高准备金率这一数量工具，压缩了银行的可贷资金，在利率被管制的情况下，银行很难大规模地提高对中小企业的利率，既然利差不足以覆盖风险，那么有限的资金更是愿意流向国企、央企等体制内企业。相反，如果通过加息这种方式来提高所有企业的资金成本，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体制内企业的资金需求，加息后法定利率与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影子利率的差距也会缩小，这两方面共同作用，有利于减缓目前这种信贷配给问题。今年上半年，一直以提高准备金率来进行紧缩，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企央企与中小企业之间的旱涝不均现象。
　　第四，虚拟经济与实业经济失衡问题。当前中小企业严重的钱荒问题，与前几年他们荒废主业，过度介入虚拟经济也脱不了关系。大量资金，甚至相当部分自我积累资金都投入楼市股市赚取快钱，一旦开始紧缩，很快就会出现资金周转困难，乃至冲击主业。而这些中小企业此前之所以大量介入楼市股市，又与中国整体经济泡沫化、实体部门特别是体制外实体部门经营困难有莫大关系。这波中小企业钱荒最严重的地区浙江温州及福建等地，向来也是资金投机风气很重的地区。
　　第五，金融市场举国体制与市场化运作的内在矛盾。经过一轮声势浩大的改制，中国的大型银行从表面上看比原来更像是自负盈亏的企业，但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放贷大跃进则提醒我们，银行仍未真正独立，仍然在相当大程度上在执行政府意志，而政府也仍然在大量发挥其隐性担保角色作用。
　　对独立性不够的银行来说，将资金投向具有隐性担保的体制内企业显然是理性的。所以，我们看到央企、国企和地方政府平台，获得了天量的信贷，而体制外的民企，特别是中小民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外面的大河河水猛涨，自家河却依然处于涓涓细流甚至不时断流的状态。
　　上述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体现的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这一矛盾主要应该通过完善金融体系和政策，比如发展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发展担保中介机构，在监管中降低对中小企业贷款的资本要求等支持性政策来解决。
　　其余四个方面，都或多或少地与我国特有的经济体制、发展模式相关，其反映的矛盾是体制性的，需要对发展模式作根本性的调整。比如说，体制内外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与低国民待遇并存问题，就与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本质相违背，需要从根本上加以反思和纠正。比如说，利率市场化进展缓慢及政策工具冲突问题，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再比如，泡沫化问题，扭曲企业价值观，严重危害经济长远健康发展，损害民族道德根基，要解决泡沫化问题，需要政治上的长远眼光，需要抵制以泡沫化推动增长这种模式的诱惑。再比如举国体制，我们不能被其短期好处所蒙蔽，忽视其长远的危害。
　　总之，当前的中小企业钱荒以及信贷市场二元化问题，要超越市场属性本身去理解，才能找到其复杂的根源。而对这些市场之外问题的正本清源，不仅有助于解决信贷市场二元化问题，也有利于解决中国经济其它诸多矛盾和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和钱荒问题一样，也是植根于这种大量复杂而扭曲的经济体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