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生领域，省长丢官一直以公众丢命为前提。
　　比如2008年9月，山西襄汾尾矿溃坝事故已造成254人死亡。随后刚刚复出不久的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
　　目前危及省长宝座的大事是保障房建设。
　　按照国务院要求，其主要问责主体是省长。随后住建部与各地政府签订了《保障性住房目标责任书》，并下达了“死命令”:所有分配完成的目标任务，今年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必须在10月底前全部开工。否则主要领导将遭到从约谈到行政处分乃至降级、免职的严厉处罚。
　　从部分城市今年以来保障房开工情况来看，成绩并不乐观，一些城市开工率不到三成。
　　住建部和国土部的新一轮高密度“约谈”已如箭在弦。
　　按理说，地方政府在常年卖地获取巨额收入后，面对高房价激起的沸腾民怨，勇挑保障房建设重担，也算一种对公众迟来的反哺。
　　但真干起来就没有卖地敛财那么动力强劲。
　　地方的确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首先是银子问题。分税制改革后，优质税源归了中央，各地政府为养家糊口，便靠以卖地为主要来源的预算外资金苦苦支撑。加上机构臃肿，吃皇粮人数与日俱增，加上历史债务缠身外电报道，中国银监会、财政部及发改委，拟于6月至9月期间，处理2万~3万亿元可能违约的地方政府债务。专家预计，地方负债总额在十万亿以上。
　　于是，在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后，各地纷纷抱怨很差钱。即使按10%提取卖地收入，以2010年总额2.7万亿元测算，也仅2700亿元。即便加上中央象征性的赞助，也无力建起1000万套廉租房。
　　向银行贷款?现在银根收紧，它们又基本进行了商业化改制，如此高风险、低收益贷款无异于一笔新增坏账，显然积极性不高。
　　由地产商垫资?他们身上本来就缺少道德血液，要么躲避三舍，要么便是为了谋取利益建起豆腐渣工程，保障房直接按危房验收了。比如内蒙古包头市最大的棚户区改造项目“民馨家园”大部分新楼房成“墙脆脆”被网民曝光，成为继去年10月北京“明悦湾”8栋保障房被责令拆除以来，又一起因质量问题而影响波及全国的典型事件。
　　倒是有机构对此有浓厚兴趣比如强势职能部门和不差钱的国企，但又存在回归福利房，变相侵占公众利益面临千夫所指的风险。
　　即使各地政府为了应对考核，千方百计实现了保障房开工率，结合上述种种深层观念、体制原因，随后的竣工率、工程质量、保障房分配、退出等问题又会接踵而至。
　　根本却在于传统政绩考核阴魂不散。为了完成层层加码的GDP指标，一些地方政府直接改组为地方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而地产经济成为主要盈利点。而多建保障房，一方面要政府投钱，另一方面还会减少买房的“刚需”，里外里对地方是“双向赔钱”，故本身动力不足。
　　这就不难解释一个司空见惯的怪现象:地方政府对花大价钱建设豪华办公楼、形象工程、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还是兴致勃勃的，滥发福利奖金、疯狂三公消费时也没见怎么心疼过银子，可为什么一旦谈到直接关系普通群众切身利益的保障房建设上，就显得心灰意冷?
　　其实只有一个核心问题:政府该为自己服务还是该为人民服务?
　　既然不为人民服务，那中央动真格，问责甚至罢免个把省长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