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实践中对情节的严重与否很难界定，在处罚时就容易给“选择性司法”留下空间。而在“选择性司法”的稀释下，一些人尤其是特权人士的酒驾习惯很难得到根治，社会的公共安全利益也可能失去保障。
　　醉驾入罪在经历立法争论后，再度面临司法困境。或许司法机关未料到，国人酒驾陋习如此之深，以致在将行政处罚上升为刑事处罚的震慑下依然如飞蛾扑火，甚至引发一股诉讼浪潮。对此，最高法副院长张军强调，要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构成条件，不应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车就一律构成犯罪。
　　从司法审判而言，对一项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原本就应慎重稳妥，既要考虑到刑法总则罪与非罪的区分，也要顾及个罪的具体构成标准，同时还要与行政处罚相衔接。但是，“不应将醉驾一律认定为刑事犯罪”的指导性意见，还是引发了网友担忧：是否意味醉驾没关系，只要不出事就行？如果等到醉驾状态下形成严重伤害再予以处罚，法律的初衷又是什么？
　　这样的反应不难理解，对同样的犯罪行为给予同样的否定性评价，是普通人对司法正义的常识性认知。但观察我国司法现实，一个挥之不去的忧虑便是“选择性司法”，它以自由裁量的合法方式给犯罪人员造成不公，更危及公众对社会正义底线的信心。
　　以“醉驾入刑”来分析。由于立法只是以一个新罪名设定了醉驾的刑事责任，而没有明确规定情节严重的前提条件，这便带来醉驾入罪到底要不要附加情节严重之类的条件。我们知道，醉驾是以危险犯方式入罪。危险犯的社会危害性表现在行为虽未造成实际损害结果，但使法律所保护的利益面临威胁，足以使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陷入危险。一个人明知行为触犯刑律依然醉驾上路，就如同非法持枪一样，对社会公共安全的潜在危险毋庸置疑。
　　退一步讲，如果有必要对醉驾入罪设定附加条件，那么究竟何等严重情节才能入罪呢？是遵照醉酒的程度还是开车的速度，或者造成的后果？由于在实践中对情节的严重与否很难界定，在处罚时就容易给选择性司法留下空间，而公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
　　或许，立法对醉驾入罪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但作为执法者，司法机关能否秉承公正、平等的态度，一视同仁的严格审裁，同样关涉到治理醉驾的有效性和正义性。否则，在“选择性司法”的稀释下，一些人尤其是特权人士的酒驾习惯很难得到根治，社会的公共安全利益也可能失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