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业、作家代表向百度讨说法的时候，音乐唱片界也行动起来了。日前，“华语音乐作者维权联盟”在微博上发表了致百度公开信，信中称已经选出谷建芬、高晓松等5名谈判代表，并称谈判目标为“下线、道歉、赔偿、共谋发展”。在这封公开信中还附上了张亚东、崔健、方文山、袁惟仁、黄小茂、沈黎晖等百位知名音乐人的名单以示支持。据悉，双方谈判将于近期举行。
　　此前，遍布国内大中城市卡拉OK歌厅使用KTV歌曲应否向音乐版权人支付费用，一直是业界关注的焦点。自2004年以来在国内掀起的“音乐版权维权风暴”，早已引起业界人士的高度关注，表明音乐知识产权维权意识逐渐觉醒。音乐版权维权风暴，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时至今日，音乐版权问题依然是困扰网络音乐发展的最主要的问题。无论是在互联网还是在手机终端，网络音乐盗版的肆无忌惮，使得从业者无法建立清晰的盈利模式。
　　在高晓松、张亚东和小柯等人起草的《致音乐界同仁书》中称，“直到今天，互联网盗版音乐占据了几乎100%的市场，我们失去了依靠音乐版权收入再生产音乐的最后阵地。行业凋敝，人才流失，梦想破灭，尊严全无。”因此，《致音乐界同仁书》呼吁所有音乐权利人行动起来，通过有关法律机构和公证机构收集盗版网站的犯罪证据，采用报案、行政诉讼和法律诉讼等手段，严惩盗版者。
　　长期以来，由于盗版的猖獗，使得一些应该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往往被一些习惯做法所忽视了。对此，《致音乐界同仁书》执笔人、国家音乐创意产业基地总裁许晓峰就说，中国的原创音乐人为什么没有像世界其他国家的音乐人一样迎来数字音乐的春天，反而生存得更加艰难，权益无法保护，因为他们面临一个更为强大、更为肆无忌惮的敌人，那就是无处不在的盗版网站。而这些盗版网站赖以生存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百度的深度链接。
　　许晓峰有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如果一个小偷偷了你近10年的东西，现在突然说，我以后不偷行了吧？百度就是这样。现在百度必须先将盗版全部下线，再谈赔偿，才有可能进一步谈判。”
　　著作权保护这个“舶来品”进入国人的生活仅有20年的历史，只有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著作权保护才得以立法，这与已经有300年著作权保护历史的欧美国家相比仍有相当长的距离。记得早在1996年，北京就有一家由美国美中文化协会和一家饭店共同建立的主题音乐餐厅——野牛乡村俱乐部，开始与音乐版权所有人签订合同交纳餐厅内演奏美国乡村音乐所需的著作权费用。据称这是中国自建立著作权保护制度以来签署的第一份娱乐业版权使用合同。尽管这位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着推行美国知识产权观念的背景，但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时至今日，由于观念和意识的落后，一些靠盗版牟取暴利的商家仍然我行我素，而消费者则心安理得地购买、使用盗版。
　　尽管新修订的著作权法早已开始正式施行，但由于历史原因，国人的著作权保护意识仍十分淡薄，侵权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音乐版权保护面临很多尴尬，如歌舞厅播放卡拉OK、经营营业场所播放背景音乐，尤其从网上下载使用音乐作品不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的现象更是见多不怪。在此浊流之下，无论是音乐作品，还是电影电视、图书和电脑软件，只要是走红市场，非法的“克隆”复制品就会如影随形。虽说，互联网为音乐的传播提供了最高效的渠道，但互联网盗版音乐占据市场却让众多音乐人失去了通过传统的音乐版权获取收入的机会，从而遏制了音乐家的创新动力。
　　不少音乐大家可能穷其一生，也只有一两首传世之作。比如赵元任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和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因此，为了互联网数字音乐的长期发展，互联网数字音乐平台和音乐著作权人就必须努力实现音乐正版化，并找到一种多方共赢的新模式，既满足网络用户需求，又能让著作权人获取应得的回报。
　　互联网时代，音乐人也应该去思考如何拥抱数字化时代带来的机遇，寻找共赢的模式占据数字音乐先机。
　　值得欣慰的是，此次维权已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譬如，百度已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达成合作，双方将共同建立音乐词曲著作权合作渠道，以后词曲权利人将可以通过音著协这个主渠道，获得相关著作权收益。平台正式运行后，百度将通过低成本的渠道向听众分发免费音乐，听众通过点击和下载给百度带来流量，百度再通过流量带来广告及其他收入，这笔收入又可以通过合理分成的方式返回音乐创作人和版权持有人(或音著协代收然后分发)。应该看到，倚仗着法律之剑，音乐著作权保护的外延正变得日益丰富，并得到社会的重视和关注。惟有如此，才能促进文化产业的繁荣，让越来越多的原创音乐作品脱颖而出，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