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最早提出房改之后应同时建立住房保障体系的，大约是在23号房改文件出台之后第二个月的中房协会议上。至今我仍坚持“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的理念，但并不赞成目前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大跃进式的做法。
如果政府在房改货币化分配的同时就建立住房保障体系，那么每年只需要提供一定比例的廉租房、租赁性住房就不会出现今天的这种混乱局面，也用不着频繁地出政策调控了。如今的亡羊补牢并不为过，但前提是不能违背市场的基本规律，更不是让市场为保障让路。
中国有近50年的住房福利分配制度，因此出现了并非最低收入家庭都没有住房的现象，更不是住房好坏与收入同比。毕竟中国住房商品化的历史太短，而商品房的总量尚不到总存量的50%，而更多的存量住房是靠分配而拥有的。
那么就必须有住房保障的立法，有明确的保障责任和明确的保障对象的严格控制，以严防国民的税收和全民共有的土地等公共资源向不应保障的群体倾斜，变成一种贪污与腐败。
既然是保障就必须让保障落实到应由国家承担保障责任的人群身上。如必须是家庭收入和现居住条件两条线的标准，不能让拥有特殊的人群利用政策的空子而进行腐败。否则国家不管投入多少财力物力，不管是建设多少保障性住房也填不满这个无底洞，而一些应保障的对象处于无保障的状态。
中国政府近两年强力推行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运动，但至今也没有一部法律，甚至一部法规性文件说明什么是保障、什么是应保障的对象。于是拆迁房进入了保障、棚户区改造进入了保障、公务员分房(低价购房)进入了保障、教师进入了保障、定向安置进入了保障、廉租房中出现了奔驰车，公租房成为了单位的福利分房……
为什么不能先制定出台最基本的保障对象立法呢？先要堵住腐败和贪污的漏洞才能让保障面对应保障的家庭。
如果保障性住房变成了腐败性分配、变成了对市场的破坏与打击、变成了少数财富再分配的游戏、变成了合理侵吞国家公共资源的渠道，那么最终的结果不但不能给最应保障的家庭以体面生活的尊严，反而会加大社会矛盾、加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并最终会破坏整个国家的经济与政权。
没有人反对建设保障性住房，但保障性住房应建多少合适，应如何建设则是个科学的问题。但是，如果连最起码的应保障家庭的标准都没有，又如何知道应建多少呢？
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强制性的指标下达一定会让这个指标与当地的发展现状脱节，就必然会为完成任务而不得不弄虚作假，并扩大应保障的范围。各地的财力、能力不同，而强制性的指标也必然会造成财力上的压力，这又会让地方政府不得不用保障性住房换钱，从而让保障进入到不应保障的群体中。多重因素的不合理都只能让保障性住房政策走入歧路，让失望代替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