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堪称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法律体系形成后的路怎么走，则同样决定着这块里程碑的分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加紧迫。”本次两会上，吴邦国委员长的报告，指明了中国法治进程的历史方位，也指明了将来一个阶段的着力方向。
　　一方面，如果没有实施，再完备的法律也不过是一堆废纸。把纸面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这是实现立法目的、发挥法律作用的前提，是实现法的价值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如果说过去一些领域的不规范现象，是由于“无法可依”，尚且可以“原谅”；当法律完备后，倘若依然得不到遵守，那么不仅会动摇具体法律的权威，更会损及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有法不依，不如无法”。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确保法律的实施，从现实来看，其难度一点也不低于法律的制定。这与法治传统缺失的历史背景有关，也与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博弈密不可分。
　　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地方干部雷人之语：“如果样样都依法，我们就会一事无成。”“按照法律的程序执行工作，基层工作没有人搞，我们要依法办事会寸步难行的。”这样的草莽思维和权宜之计的背后，有根深蒂固的长官意志：习惯于一厢情愿为民做主，习惯于绕开程序雷厉风行；更有精巧的利益考量：法律会制约权力，绕开法律、避开程序凭权力办事，不仅让办事更方便，还可以为获取不正当利益大开方便之门。
　　所谓“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至于法律，则可强可弱，可软可硬，可揉可捏，可扁可圆。这种背离法治思维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不仅消解着法律的权威，也给社会治理埋下隐患。那种“信访不信法”的思维，那种“花钱买太平”的尴尬，那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疲于应对，无不说明，背离法治思维的“短平快”治理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和饮鸩止渴。也是从这个角度，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不仅需要自身法律意识的培养，也需要各级执法者的用心呵护、率先垂范，引导群众依法按程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矛盾纠纷，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从“有法可依”迈向“有法必依”，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历史性跨越。走好这一步，需要在全社会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需要各级政府坚持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需要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司法公正，加强监督。只有“实施”真的硬起来了，法律才能实现其应有的刚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有坚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