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指全球经常项目失衡，即全球经常项目发生了系统性的偏差。2003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顺差快速增长，而2003年以来发达国家的逆差也出现了快速增长。张燕生说：“国际上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是南北失衡。全球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与经济发展所出现的失衡有重要关联。正是这样的失衡，才出现南北、发展和发达国家之间系统性的偏差。”
逆差主要是在美国，有大约八千亿美元。顺差则主要在四个经济体。2006年这四个经济体顺差情况如下：中国2533亿美元，中东2521亿美元，德国1902亿美元，日本1705亿美元。
美国的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提交美国国会的一篇很有分量的报告认为，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在于失衡，中国和美国应当各承担失衡的一半责任。当前有这样的一种舆论：即美国人消费太多，是因为中国人储蓄太多；美国人进口太多，是因为中国出口太多。
实际上，关于当前全球经济的失衡，国际上的学者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判断和分析的。张燕生表示，中美之间的不平衡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工序分工的结果，也是美国对华不公正贸易的结果。全球工序分工导致全球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后道工序，会用投资的方式转移到中国。
人民币汇率调整也应审慎。张燕生说，在2010年韩国首尔G20峰会中，有人在汇率问题上试图提出一个数量的标准，即经常项目的顺差占GDP的比例不能超过4%。
中国人民币汇率近几年的年度升值幅度是6%。当人民币升值6%以内时，企业可以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创新产品，更新设备，调整产品的价值率等手段，让出口的价格指数得到改善和上升。
但是如果人民币汇率升值超过6%，再加上劳动成本提高10%到20%，加上土地成本上升，煤电油运成本的上升以及其他要素成本上升，再加上政府的各项政策，出口就会受到很大打击。
2007年3月到2008年三季度，也就是在本轮美国金融危机对美、日、欧实体经济产生实质性损害之前，中国对美、日、欧的出口已经大幅度下滑，下滑到只有美、日、欧平均进口增长速度的一半。
据张燕生介绍，从1980年到1985年，美元的汇率实际上经历了美元危机。这场美元危机，是美国为了走出滞胀，搞了一个供给端的结构改革，其核心就是大幅度降低美国企业的税收负担，大幅度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幅度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也就是增加军事研发的投入，减少教育和社会公共财政。
这场供给端的革命，或者供给端的调整，为美国带来巨额的财政赤字，美国为了财政赤字融资提高了利率。从1980年到1985年，美元连续升值了5年，升值幅度达30%之多。
结果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被称为“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的表面经济背景是解决美国因美元定值过高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但从日本投资者拥有庞大数量的美元资产来看，“广场协议”是为了打击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这个协议的本质就是日元要升值，要帮助美国摆脱困境。张燕生说：“美国人生病的时候，他总会让别人吃药。我们看一看日本吃药以后的结果是什么：日元的汇率从1985年的花园广场协议以后持续升值。这个升值的过程，实际上是日本的人均GDP和美国的人均GDP迅速的缩小差异的过程。”
在1980年，日本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63%到64%左右。这场升值周期和日本贸易摩擦周期接触是1985年到1995年，1995年是日元升值的一个最低点，在这一轮上，日本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5倍。现在日本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87%左右。实际上，日本在美国调整失衡的过程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张燕生认为，中国是一个转型中和发展中的经济体，汇率调整的前提是不对本国经济和出口产生实质性的损害，因此它一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