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2月5日）共有103万人共赴“国考”。2003年第一次国家公务员考试，这个数字仅为8.7万，7年时间，“国考”考生人数已经攀升了12倍，竞争比例也由最初的16∶1，升至63∶1。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数百新科进士们从端门列队而出时仰天长笑：“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如今看来，李世民的格局还是小了些。但面对103万矢志“为人民服务”的考生，不知道“国考”的组织者们作何感想。
　　来的都是“英雄”？不一定。自唐以来，执政者一直面临这样的难题：入彀的并不全是“英雄”，而这一点，考试是无力辨别的。其实，科举发展到考八股文的时候，中国的考试文化已经登峰造极。从八股文这种主客观题统一文体的选择，到一系列制度设计，你还真不能说现在就比祖宗强，毕竟在古代谁要泄露个四级考题，是要冒杀头风险的。如此完善的考试设计，按说选出的人学问是好的，但“英雄”们要不就卡在美人关前，要不就倒在钱财关下。最清廉的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不清廉的就更不堪了。
　　也许有人会立刻反驳：你有辨别“英雄”与“狗熊”的法子吗？老实说，谁都没有。但走考试的老道路，祖宗早就碰过壁了。当然辩护的理由很多，无非三条：一是充实队伍，二是公正取仕，三是引导就业。充实队伍是个伪命题，因为考试并不能分辨真正的人才，所谓充实队伍就不能成立。公正取仕则有点一厢情愿。公正与否是道德问题，而“英雄”与否则是技术问题，根本无法杜绝“技术”好的人加入“英雄”的行列。而引导就业看上去是政府的一个惠政，但实际上在引导就业的同时，也将社会价值选择引导到一条老路上去了。
　　从“唯有读书高”到“学而优则仕”，这是一条官本位的老路。古人之所以如此，是执政者提供的选择本就不多。士农工商，士是民之首，商是民之末，何去何从，一目了然。问题是，新世纪的百万学子怎么又走了这条路呢？其实，道理一样，选择似乎也不多。一边泥饭碗，一边金饭碗；一边低工资，一边高福利；一边人人吆喝你，一边人人恭敬你，何去何从，同样一目了然。
　　只有一种价值取向，社会是危机的。唐太宗是家天下，天下英雄入一门一姓之彀，那是国家治理的需要。现在社会并非如此，一个个争先恐后入彀官本位，那么谁还愿意当群众呢？所以根本问题不在通过考试，辨别谁是英雄，谁是狗熊，而是尽量提供更多的选择，让“英雄”们可以入仕，可以经商，可以务农，可以打工，可以在任何他想做的行业里赢得荣誉。政府的责任就是为每一种选择提供足够的尊严，足够的体面，而不是增加彼此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