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央行已加息一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到了18%的历史高位之后，多数市场人士都认为，中国已进入了加息和收缩流动性的通道，而加薪则应推后，因为加薪与加息的作用方向似乎相反。但是，笔者认为，在当前的条件下，加息和加薪并不矛盾，而且，加薪是更好的缓解通胀压力的手段。
　　按照经济学家3%的标准，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只出现过两次称得上通货膨胀的时期，第一次是1985年到1989年，最高点是1988年的18.8%；第二次是1992年到1996年，最高点是1994年的24.1%。其他时期则是接近通缩的状态，尤其1998年到2003年，属严重通缩。这两次通货膨胀，有个共同原因：价格调整，第一次是放开价格，当时称为“价格闯关”；第二次是开放和市场经济改革进入新时期，由要素价格和服务价格放开所致。这两次通胀，当然有投资过猛以及总需求过大以及税收政策调整的因素，但让价格回归正常却是主因。在这个意义上，三十多年来，中国还没有出现过“正常的”通货膨胀。毕竟，当价格被管制长久，一旦放开，出现大面积上涨，是完全正常的。
　　我们正在经历的CPI上涨，有三个直接原因：第一，货币被动超发。在汇率管制状态下，央行货币超发，主要是经常项目顺差和游资进入境内引起的。如果把汇率理解为一种价格，这也是价格管制的后果。如果外部都认为人民币被低估，则他们与中国做贸易，让钱流入中国，则是占中国“便宜”的理智行为，其势不可阻挡。
　　第二，农业生产机会成本增加。现在绝大多数制造品，价格已市场化，基本处于均衡水平，加之产能严重过剩，已不足以撬动中国庞大经济体的价格波澜。城市服务业和垄断行业的涨价，是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经常进行的，市场和公众消化的能力和心理准备都比较充分，连锁反应不强。
　　但农产品、食品的价格，一直处于低水平，作为完全竞争性质的产品，过去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教育程度低下，农产品价格低是正常的。随着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剩的局面发生实质性改变。新一代农民，有了更多选择，要么留在农村，要么务工包括进城打工。在长期，农产品价格水平，就由其机会成本，即打工平均收入水平决定。另一方面，新一代打工者的文化程度、人力资源成本，以及工作效率，都明显高于他们的父辈，而城市生活费用的上涨，进一步抬高了打工者的工资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农产品的价格上涨趋势，早就开始酝酿了，现在则是爆发期。
　　第三．游资炒作部分小品种农产品，进而引起相关食品价格的集中和突出上涨。大蒜、绿豆、糖、姜等被社会资金大肆炒作，脱离了商品属性，而主要变成“山寨版”金融资产。楼市在降温，股市风险巨大，负利率下投资成为大众的共同意识和自觉。而最好“讲故事”（如自然灾害，美元贬值，大宗产品价格暴涨、产品周期）的小品种，最适宜游资进入炒作。这些炒作，难以事先察觉，也难以查处和避免。
　　所以，从一个更大的视角观察，这次物价快速上涨，并非空穴来风，也不那么可怕，甚至有很大的合理成分，是中国加速城市化、社会保障体系缺失、流动性泛滥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必须承受的转型之痛。加快改革，特别是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开放民间投资尤其是能赚钱的投资领域，才是化解通胀压力的治本之策。
　　加息可以收缩一部分流动性，不失为一种治理通胀的办法，但不能触及以上的根本性因素，只要顺差继续，央行被动超发就将继续，作为通胀基础的流动性过剩就难以避免，加息只能控制下游的货币之水，而管不住货币泛滥的上游。只要不放开民间投资，游资的炒作，就如“水之趋下”般正常。1992年至1994年，物价上涨那么严重的时候，也正是利率高企的时候。
　　而加薪，则是更为有效和适宜的选择。首先，强大的财政完全有能力支持加薪。笔者多次论述过，中国政府性的收入偏高，降低空间不小。单是最近几年财政收入就以接近20%的速度持续增加，今年前10个月，财政收入已超过7万亿，超过去年全年。降低总体税负，势在必行。而只要调整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行政开支，就可以在减税条件下，提高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水平。而企业税负降低后，也就有条件为职工增加工资。其次，中国经济最大症结是结构失衡，要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减少顺差，扩大内需，就要增加居民收入。今年前十个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增加8%，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6%，都远不及财政收入增速的一半。据全总的调查，23%的职工，已三年没有涨工资。刚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也有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提法。所以，加薪既必要又完全可能，而且能兼顾短期对抗通胀和长期调整结构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