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网帖曝光称，在深圳市人保局官网上的最新一条社会公示中，腾讯公司CEO马化腾等多位企业高管领取了住房补贴。据记者查证，网帖反映的事实无误，并且该住房补贴面向的是“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马化腾是本季度符合发放规程的684人中的其中一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684位人士分布在各行各业，不仅囊括了马化腾这样的企业高管，还囊括了教育、医学等方面的专业人士。很显然，被发放住房补贴的并非全是财富精英，但由于马化腾等企业高管的名人效应，整体而言，政府在住房政策上再一次表现出了嫌贫爱富的强烈观感，公众对此满怀恶意想象也是内心焦灼的自然写照。
　　当然，这不是说公众对高层次人才享用更多社会资源的现状，全然充满敌意。高层次人才在社会生产的环节中更具效率，理应获得更多的激励与享用，但问题在于，这方面是否需要由政府出面代劳？即便由政府代劳，是否应该动用有限的公共福利资源？住房是一种基本的福利保障，而且相对需求来说具备有限性，分给高层次人才多一点，低层次民众就少一点，政府在激励特定群体上有没有其他的替代途径？
　　这实际上涉及到政府如何激励社会优秀阶层，以及在分配公共资源时的倾向性问题，公众的群体性焦灼大抵在此，而非简单的阶层对立心理可以解释的。
　　诚然，以今天中国房价的现状来看，恐怕对部分高层次专业人才来说，住房也是个难言轻松的问题，正如曾有政协委员建言，深圳房价过高，已经成了引进人才的最大瓶颈，并建议政府拿出20%的保障房，用于解决骨干人才的住房问题。
　　对高层次人才的困难，政府往往具备敏锐的感知能力，并能有效地动用各种公共资源优先待之。但问题是，高层次人才的困难难道不同样是普罗阶层的困难吗，高层次人在住房问题上遇困，普罗阶层岂非更甚？优先激励前者，会不会加剧后者的困境？
　　其实，如果连高层次专业人士的住房都成为问题，那么这首先还不是一个“谁更优先”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政府应该做的是把蛋糕做大，而非在有限的公共福利资源上动刀子，继续加剧整个社会的公共福利之困。当然，必须承认，具体到个别的高层次专业人士与普通人，究竟谁在住房保障上的诉求更具优先性，不能简单判定，但政府以“高层次专业人才”、“骨干人才”这样的阶层符号为标准，在公共福利的分配上实行一刀切，其背后折射出的偏见与优劣意识实在可怕。很显然，这种直接以社会标签而非个体的实际需求，来划分基本的公共福利资源，已经超出了正常激励的范畴，而在某种程度上升为了一种特权。
　　毫无疑问，现代政府在公共资源的分配上必须厘清激励与特权。住房资源是公民居住权的基本保障，如果它成为政府按需给予特定人群的一种激励,那么，因为它的有限性，它势必会异化为特定人群的特权。
　　正常的激励应该是具有可替代性的，当住房资源像空气一样充足时，它当然可以成为一种激励，而当住房资源短缺并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时，政府就应该主动避嫌，考虑新的激励方式，譬如税收减免政策，譬如营造更好的创业法治环境等。因为，激励不是特权，它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对公共福利资源分配正义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