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黄事件”发生后，特别是宜黄某官员“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自辨奇文在网上引起轰动以来，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谴责强拆，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如何准确理解《物权法》，如何正确处理公共利益与私人权益的关系，如何用理性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大家谈得比较少。法学家江平教授的这篇文章不是专谈“宜黄事件”的，但所谈内容却与此不谋而合，我们摘发其中相关观点，作为从另一个侧面看问题的一种启示。
　　——编者

　　2007年3月，重庆发生了“最牛钉子户”事件。对于这起拆迁纷争，我与舆论的主流观点并不一致。
　　我想，当时的社会舆论有一种误区，就是将私有财产权绝对化，那是对《物权法》的曲解。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因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公民的私有财产进行征收，给予合理补偿。具体补偿的标准，地方政府也有相应的规定。但补偿是否合理，也不能完全由个人说了算。
　　任何征收行为都是由行政权力来行使的。如果财产所有人认为征收的补偿不公正、不合理，认为行政机关在权力行使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公正或者程序违法，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起诉后，法院判决认为仍然应当拆迁，那么我认为应当执行法院的判决，至少在目前的体制下没有其他的办法。
　　目前，社会舆论有一种误区，就是将私有财产权绝对化，如果大家都认为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都不能拆我的房子，那是对《物权法》的曲解。
　　任何社会，都需要有一个基本的秩序，需要用一种理性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中，人们被政府野蛮拆迁行为的照片激怒了，从而把愤怒行为导向那种断水、断电、断交通的行为，而忽略了“钉子户”是否有充分依据抗拒拆迁。
　　当然，目前我国在行政诉讼中，抽象行政行为不能起诉，而各地政府制定的拆迁补偿标准，正是被视为抽象行政行为而不能起诉。应当说，我们目前还缺少一个东西，根据法律规定，政府在拆迁的时候，如果财产所有认为不合理，也只能针对具体行政行为起诉，而不能针对抽象行政行为。当政府制定一个有关拆迁补偿标准的规定，被认为不合理，这被认为是抽象行政行为，不是针对具体的某个人，而是针对所有公民的拆迁补偿办法，法院对这种起诉一般不会受理，即使受理也会驳回诉讼请求。因此，法院在拆迁案件的判决中，只是判决是否强制拆迁，并没有解决补偿是否合理，更没有去审查政府制定的补偿规定是否公平合理。
　　此外，围绕拆迁问题，对于到底什么是公共利益，什么是商业利益，社会各界争议较大。
　　20世纪20年代，美国修建帝国大厦时，很多商户要被拆掉。当时，这些商户就提出，修建帝国大厦是商业利益行为，我们私人商户也是商业利益，凭什么我们小商户要给大商户作出牺牲？后来经过讨论，还是倾向性地认为帝国大厦是当时最高的建筑，代表美国的形象，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理解为公共利益。
　　我们在制定《物权法》的时候，对于什么是公共利益，最初是想采取列举的办法，但后来还是没有列举。因为一旦列举，等于作茧自缚。这个问题很难一概而论，不能说只要具有营利性质，就一律认为是商业利益。
　　《物权法》实施以后，也不是所有的问题就都彻底解决了，因为《物权法》并没有列举哪些是公共利益，哪些是商业利益。这提醒我们，《物权法》颁布施行之后，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需要相关法律予以完善。
　　总之，我对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的观点，并不像舆论主流一样，一边倒地偏向当事人。
　　我想，该保护的也保护了，当事人该申诉的申诉了，救济手段已经穷尽，那么，对法院已经下达裁定，就要按法院裁定执行，最终还是要有公权力的行使。如果法院已作裁决，就要执行，要尊重法院，抵制或不服从是不行的，除非法院撤销裁决。在世界任何国家，法院的最后判决和裁决都是不可动摇的，这是最高权威，否则就不是法治社会了。
　　（摘自即将出版的《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江平口述 陈夏红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