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简单概括一下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彼得·戴蒙德、戴尔·默藤森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在劳动经济学上的突出贡献，那就是发明并拓展了宏观经济学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搜寻－匹配模型”，并使之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基石。
　　在大萧条之后的1936年，凯恩斯以一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开创了宏观经济学这门学问。迥异于马歇尔综合前几代人努力构筑出来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直接改变了世人对于经济学的理解。今天大家嘴边的GDP、需求不足、金融泡沫、货币政策等概念，全都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
　　但宏观经济学也有其天然缺陷：“缺乏微观基础”。微观经济学是从最基本的理性经济人出发，一点一点推衍出来，已圆融贯通，毫无破绽。但宏观经济学并非从基本的理性经济人推出，凯恩斯提出了总供给、总需求，用它来指导经济政策，获得奇效，也获得了合法性。可30年后，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碰壁了，不再灵验了，这时诟病声四起，认为它“不够科学”。
　　凯恩斯的众多徒子徒孙们坚信凯恩斯理论的正当性，积极为其补充微观基础，此即所谓“新凯恩斯主义”。另有一批学者则更相信微观经济学的坚实基础，主张抛弃凯恩斯，另起炉灶，以微观经济学为工具，也从最基本的理性经济人出发，构筑一套新的宏观经济学，又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前些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卢卡斯，普雷查德，普雷斯科特，再加上本届获奖的三位，全都属于这一流派。
　　经过数十年的演变，“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两派对峙的局面已成。而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这一派高手辈出，既掌握了最新、最复杂的数学工具，又不惮辛劳地编写了很多教科书，隐隐已有一统宏观经济学的气象。芝加哥大学的诺奖得主卢卡斯便放出狂言：“我已成功地让我的学生不知道凯恩斯何许人也。”
　　宏观经济学要讨论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这三大市场的问题，又必然涉及经济增长、经济波动、货币问题、经济政策等诸多敏感问题。“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每一个领域都要竞争，对抗。两派有一个基本的分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笃信市场，因而总是保持“极端自由主义”的观点。而“新凯恩斯主义”仍然继承了凯恩斯怀疑市场的传统，认为市场总要失灵，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
　　劳动力市场上的问题，一直是新凯恩斯主义的强项。可是今年的三位诺奖得主改变了现状。他们的“搜寻－匹配模型”是高度支持自由主义的模型，认为在充分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最多只存在“摩擦性失业”，而不存在非自愿失业。换句话说，市场上之所以存在失业，是因为“有人正在找工作”以及“有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罢了。失业问题不是宏观经济学中不能克服的顽疾，劳动力与其他商品一样，也可以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达致效率最优的市场均衡。
　　“搜寻－匹配”是劳动力市场常见的情形，因信息不对称之故，在其他市场上并不多见。比如，我们去超市购物，看似也是一个“搜寻－匹配”的过程，即我们搜寻品质－价格对于自身都合适的商品，而企业也通过价格等待着认为它的品质－价格合适的顾客。但这个“搜寻－匹配”的过程往往很短，不会过多耽误。至于金融市场上的“搜寻－匹配”，效率更高。股市和其他金融市场，每天都在撮合不计其数的交易，瞬间完成，没有争议。可是劳动力市场就困难许多。每天都有许多人在找工作，每天也都有许多岗位在招人。还有大量报纸、杂志以及招聘网站在联络劳动力供需双方，可两方面的缺口仍然同时存在，未见得有什么减少。
　　抓住了劳动力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核心特质的“搜寻－匹配”模型，在理论上非常精彩。人不同于商品，更不同于股票。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年龄、专业、毕业院校、过往经历，都未见得能准确反映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正因如此，劳动力市场很难被市场调节得完全均衡、毫无阻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这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唯一的、内在的阻碍。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模型大有不同，新凯恩斯主义很早就提出“工资刚性”、“内部人－外部人模型”、“锦标赛模型”等理论，用于解释失业。两者最主要区别在于，“搜寻－匹配”模型认为失业原因全都应该归于市场自身，而不能到市场以外找借口。而新凯恩斯主义认定，即使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也不可能完全解决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极为复杂，导致失业的原因千奇百怪，怎能单纯地用“摩擦性失业”的借口囊括一切？
　　从实证角度来看，似乎新凯恩斯主义的解释更贴近现实，更为现实数据所支持。倘非如此，它在形式优美、逻辑严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面前早无容身之地。但本次诺奖仍然颁发给了“搜寻－匹配模型”的几位创造者。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又下一城，但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竞争，还远未真正分出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