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登录保存处原处长嵇若昕前不久称台北故宫博物院是文物征集“门槛最高”的博物馆，那么，大陆的博物馆在具体到藏品征集时又是如何操作的呢？是不是也像台北故宫博物院一样严苛。
　　博物馆作为国有文保机构，对藏品征集极其慎重是理所当然的，但事实上或许并非如此——去年，央视爆出一条“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国宝级文物疑为赝品”的新闻。这家颇具知名度的国家二级博物馆在接受民间藏品捐赠时栽了大跟斗。但是据称该博物馆在进行藏品征集时也是严格按照规定，请了权威专家对瓷器进行鉴定，而且该馆的征集流程中也有“一票否决”的规定。但这批存疑的藏品为什么还是鬼使神差地被收入馆中？谁来对此负责？
　　博物馆在进行藏品征集时应当如何克服程序方面的漏洞，保证入藏文物货真价实？

　　文物征集理应“高门槛”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600余件瓷器来自安徽淮北一民间收藏爱好者的捐赠，600余件瓷器中有不少还被认定为珍贵文物。杭州市政府为此还对捐献者给予了1500万元的奖励。就在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对这批藏品进行陈列展示时，其藏品受到了业内专家的质疑。
　　某电视台记者在对该事件进行报道时发现，虽然该馆在进行藏品征集时按照规定，请了权威专家对瓷器进行鉴定，参与鉴定的专家事后也承认藏品有存疑，但这批藏品为什么最终还是被顺利收入馆中？
　　“这就突显了个别博物馆在民间征集程序方面的漏洞。博物馆在收购藏品或接受捐赠时，前期鉴定一定要做到位，等到藏品被征集到馆里再去鉴别真伪就非常被动了。”一位文博界人士告诉早报记者。
　　一件私人藏家手里的贵重文物，如何才能通过层层关卡，转变成为国家机构的馆藏文物？博物馆通过收购、接受捐赠等手段充实馆藏文物，那么哪些文物才能够得上进博物馆的门槛呢？
　　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登录保存处原处长嵇若昕介绍，为了保证入藏文物的货真价实，他们采取了可谓“世界上最严格”的征集办法。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征集采取“三审制”，即预审、初审和复审。“除非一件准备征集的文物已经被文物主管部门评定为‘重要文物’，可直接进入‘复审’之外，其他计划征集的文物必须严格走完这三道程序，才可能获得落户资格。”嵇若昕说。
　　这“三审”中，各审级的评审委员不得重复，再大的专家也只能做一次评委。其中，预审评委由提出收藏该件文物的收藏单位的专家组成，其工作最为复杂和繁重。比如，在“文物状况检测”环节中，评委将对文物的“健康状况”进行严格检测，将“重病”文物排除在外。在“合法来源证明”环节中，要保证计划征集的文物非抢、非盗，出身清白。
　　预审结束后，就开始了初审程序。“院长指派一位副院长做主席，同时至少指定5位院内专业人士作为委员。在评审过程中，认为‘应该买’的专家，要向认为‘可以不买’的专家说明为什么要买这件文物，对博物馆有什么好处，不买会怎样。只要有一人持反对意见，该征集计划将被缓议。”
　　而后是复审。台北故宫博物院每3年聘任一次“征集审查委员”，聘任人数大于30人。在复审中，院长从“征集审查委员”中挑选4至7位进行最后把关，三分之二以上赞成才算通过。“而如果是计划购买这件文物，则还要进入鉴价环节，再由另外的专家组成‘鉴价委员会’。”嵇若昕说。
　　不过也有博物馆界人士提出，如此繁琐的程序可能并不利于该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对于真的好东西，流程就显得太复杂”。

　　疑品何以鬼使神差入馆

　　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本是同根。几十年来两岸故宫一直都在各自进行文物的盘点、清理与充实工作，在藏品征集方面也存在诸多差异。北京故宫博物院或许是中国大陆博物馆的一个代表与缩影，其展品征集渠道主要依靠政府拨交、文物收购、接受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主要靠社会捐赠、私人寄存、收购。
　　那么大陆的博物馆在具体到藏品征集时是怎样操作的呢？是不是也像台北故宫博物院一样严苛。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宋向光告诉记者：“博物馆在征集文物时，‘组织有关人员认真进行鉴定，确定真伪、年代、是否入藏并分类、定名、定级’这都是《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必须要遵循的。在具体的执行上，每个博物馆又会有不同的传统和习俗，但基本流程是一样的。”
　　某省级博物馆的负责人告诉早报记者，他们虽然不像台北故宫博物院那样在网上公布具体的“藏品征集办法”，但其内部都有极其严密的流程，并且每一环节之间都存在互相制约。
　　“我们有自己的征集原则，首先要看是不是我们博物馆收藏的缺环，每个博物馆都有自己的收藏范围和特色；其次要符合我们的研究需要；再就是要满足我们的陈列需要。最重要的一点是红线不能踩，非法文物我们坚决不征集。”
　　而藏品也并非各博物馆需要什么就能够收到什么，还要看社会上出现什么。“在有了一定的目标之后，再由具体部门提出需求，然后通过很严密的鉴定制度、定价询价制度以及批准制度，每一个环节之间都存在制约。”
　　不过该省级博物馆负责人告诉记者，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谓的“严门槛”更多的应该是从文物的价值和珍贵程度的角度来理解的。就征集流程来看，最普通的文物与最贵重的文物其入藏流程都是一样的。
　　而哪怕再严格的制度，如果没有很好执行，也会沦为一纸空文。上述收到存疑品的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在征集之初，也邀请了4位权威专家，“4位专家对每一件藏品都一一上手鉴定。按照规定，每件藏品必须得到4位专家的一致肯定才能得以征集，每位专家都有一票否决权”，但最后藏品还是鬼使神差地入馆了。
　　一些偏远地方出土的文物，博物馆进行征集的惯例是，文物在哪里出土，就归哪里博物馆保存，呈报制度成为一纸空文，这样后续的登记、管理工作自然无法实施。于是，一些地方博物馆的内部人员在利益的驱动下，又缺乏足够的监管力度，难免会铤而走险，甚至发生监守自盗的事件。事实上，这样的报道并不在少数。
　　“归根结底还是要看不同博物馆的业务水平以及馆内专家的水平。没办法一概而论或将文物征集流程推而广之。国内博物馆也有文物征集方面做得很好，被视为业界翘楚的。”一名省级博物馆负责人说。

　　“不会无条件向社会开放文物寄存”

　　与大陆的博物馆藏品征集有所区别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于其藏品征集办法中明文规定接受“私人庋藏的文物寄存”。而大陆虽然也有一些博物馆有表态说可以接受私人寄存，但相关法规并无这方面的规定。
　　前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其著作《天府永藏》中，对台北故宫博物院寄存藏品的征集模式做了介绍，他说，“台北故宫于1969年制订藏品征集办法，其后经过两次修正，办法中除了收购、捐赠者外，第四章为寄存，明定得接受私人庋藏的文物寄存。寄存文物，需经台北故宫评定，如认为无价值者，则部分或全部谢绝。凡寄存的，其所有权仍属于寄存者，但台北故宫可用于展陈，并在说明中注明寄存者的姓名与堂号。寄存时间不得少于5年，期满后，经双方同意可延长，或由寄存者取回。凡寄存的文物，台北故宫在典管维护上视同自藏。”
　　台北故宫接受寄存始于1967年，学者罗家伦先生将其所藏明末四僧画轴5幅寄存。一些寄存后来改成了捐赠。如罗家伦先生的画，在其卒后，由其夫人依其遗愿改为捐赠。
　　虽然大陆的博物馆没有明确接受私人寄存这一说，不过也有一些这方面的案例。据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介绍，李鸿章的侄孙李荫轩收藏有很多商代青铜器。“文革”抄家时，他的藏品被上海博物馆所收藏，“文革”结束清理抄家物资，上海博物馆又将其藏品悉数返还。其太太邱辉说，在李荫轩去世时，认为文物还是捐了好，就又捐给了上海博物馆，不过也留了几件给儿子做纪念。因为他的儿子远在加拿大，从1980年代至今已经30多年过去了，其儿子的藏品一直寄存在上博。
　　“因为库房条件有限，我们一般不接受社会寄存，除非那些曾经对我们有贡献、捐了很重要文物给我们的捐赠者，当他们的生活发生困难时，我们会提供免费寄存。”陈克伦说。
　　宋向光说，虽然有一些博物馆表态说可以接受私人寄存，但也极少听到有民间藏家愿意把私人藏品送到博物馆寄存，“西方国家的博物馆一直有这样的做法，不过中国民间好像还没有形成这方面的需求，不能排除私人藏家有个人方面的担忧。”
　　接受私人寄存虽然某些时候可以给藏品征集带来一定便利，但操作起来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博物馆的库房是不是足够容纳社会的寄存文物；会不会有民间藏家考虑到藏品来源的合法性问题而心存顾虑不敢寄存；此外也可能引发博物馆与寄存者之间的纠纷，比如藏品寄存前后的真假优劣问题等。“因为国内在这方面很少有具体实践，所以不知道真操作起来还会碰到什么问题。”宋向光说。
　　不过，不论大陆的博物馆会不会向社会开放寄存，“全世界的博物馆都不会无原则向社会开放寄存。”陈克伦说。台北故宫博物院提到的私人寄存也是有条件的，比如它规定：“寄存文物，需经台北故宫评定，如认为无价值者，则部分或全部谢绝；凡寄存的，其所有权仍属于寄存者……寄存时间不得少于5年”等。陈克伦认为，规定寄存时间，可能包括了故宫有权使用这些寄存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