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巴菲特、彼得·林奇、索罗斯合伙管理同一只基金，并且3个人的权限一样大，会出现怎样的情况？
　　也许，巴菲特会将资金集中投到几只股票上，只要公司关键因素不变，他就打算休息十年，甚至二十年。“如果股价跌了，我就再买。这样我就能得到更多的股票。”但彼得·林奇可能会说：“不行，必须拿出一些钱出来撒网买一批其他股票，因为我要获得他们的管理报告。如果错了，我就卖掉；如果对了，我再加仓。”
　　而索罗斯也许会觉得，认为正确的事，为什么要逐步建仓？只要计算出促发因素什么时机会出现，就该尽全力扑上去。“就是这个时候了，其他都对，但是仓位不对，应该用杠杆买进（或卖出）更多。”不过也许几天后，索罗斯就会决定平掉所有仓位，因为“我觉得我的后背有点疼”。但这种情况，在巴菲特身上也许从来都不会发生。
　　如果他们先后管理一只基金，也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巴菲特把钱集中投到了几个标的上，然后坐收红利和未来，如果没有机会，就等；但彼得·林奇接手后，就会用剩余资金买进很多股票，但是量都很少，然后逐个研究；索罗斯接手之后，也许会觉得彼得·林奇简直在胡闹。他也许会卖光所有彼得·林奇的股票，等待时机到来时集中所有兵力后，再借钱集中投入到一场战斗；但索罗斯走后，巴菲特再回来，他会觉得索罗斯杠杆太高，于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对基金进行调整。
　　这种后人颠覆前任风格的行为在投资界屡见不鲜。很多时候，前任的能力是得到后人认可，甚至受到后人推崇的。但往往，后人还是不会在前任栽下的树阴下乘凉。
　　一位资深投资人表示，每个人的出身、性格、经历等一系列因素的不同，使得每个人最终的投资风格不尽相同，每个人也可以用自己独特的方法证明自己的能力。
　　上海多家基金公司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证实，上述这种因不同的基金经理管理风格不同而造成的基金管理风格差异早就被基金业界所关注，业界也尊重这种自然规律。因而在制度上，继任基金经理上任之初，基金公司通常会预留3个月左右的调仓期，在这期间基金净值变动不纳入考核，新任基金经理对前任基金经理的配置进行结构调整。之后，基金公司的考核将以调仓完成后的新的净值作为业绩起点开始考核。
　　但这种制度上的人性化设置显然有空子可钻。
　　有的新基金经理会对前任的重仓股进行猛烈调整。由于一些大规模基金产品的重仓股占个股流通股比例较高，因而新任基金经理对这些重仓股的调整，往往都会引起股价的剧烈震动，甚至引起个股所对应板块的下跌。
　　重仓股股价短期剧烈下跌后，基金净值也随之下跌，但这并不影响新任基金经理的业绩考核。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能在调仓期内完成调仓，将基金净值也调低，对其未来净值升幅可能越有利，因而对考核也有利。
　　同样的“潜规则”也出现在券商集合资产的管理中。
　　一位券商集合资产的投资经理就对本报记者表示，在他管理过的2只产品上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他表示，对于前任基金经理来说，这种行业潜规则早就心知肚明，但埋单的，却是投资人。
　　从基金公司的角度来说，对于这种行为其实也是持默认态度。因为看好和不看好完全是主观的，基金公司根本没有办法去核实新任基金经理的真实想法。“只要不过分，就没人管。也许有一天我接一只老产品时，也这么干。”他说，这种“潜规则”也缘于排名压力。
　　在这种逻辑指导下，基金经理更换频繁的A股市场上，一批曾经牛气冲天的基金在新的基金经理上任后，都或多或少经历过阵痛。
　　王亚伟今年终于离开了华夏基金，与他齐名的华夏大盘也变更了基金经理。4月15日之后，华夏大盘净值就开始滑落。从时间上看，王亚伟的离职和华夏大盘净值滑落正“配合”。
　　从华夏大盘一季报重仓股的表现来看，在王亚伟离职后，大秦铁路、中国石化、广汇股份、招商银行都出现明显回调。在截至上半年末的净值排名中，华夏大盘也从明星基金沦为平庸。
　　这种情况不只出现在华夏基金，国内不少其他基金公司也都出现过这种情况。2007年3月底，江涌正式接替易阳方单独管理广发聚富，但从1月份开始，广发聚富净值就开始出现较明显的波动。类似的情况，在江涌离开广发聚富、王国强接任的2009年9月也曾经出现过。
　　2011年1月，在刘芳洁和付浩交接时，易方达科翔也出现大幅回落。2004年4月，邵建开始管理嘉实增长，至2004年8月，嘉实增长净值出现回落。发生在这些明星基金身上的故事，正在A股市场上不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