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学者解读《广场协议》，认为日元升值，日本是被动的。我当时接触到的日本人并非这样想。日本当时国内的市场有限，原料有限，但有的是技术、劳力和产能。如果日本一味发展自己的产业，看不到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受国际市场制约，发展就可能意味自杀：大量进口原料提高原料价格，大量出口挤压产品价格，利润空间被压缩，国民相对收入在减少。保证国民劳动应得的收入，必须控制原料购进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两端的平衡，掌握两头的定价主动权，使利润空间不被自己的发展挤压。
　　当时日元已经具备国际支付能力，可自由地购买美元，即用日元和美元都可以在世界各地大举购买资源或输出资本。日元升值能降低向国外扩张的成本，提高日本的国际战略地位。满足美国人要求日元升值的要求，可以保证日元坚挺的战略地位。这样，只需印刷成本，大量发行日元，就可以向国外投资扩张，开发资源，开办工厂。日本人不免兴奋，发行日元太多太快，造成国内通胀泡沫。政策无法继续，泡沫破裂。但他们推进了在世界资源市场的扩张，控制了原料成本和产出产品价格的市场平衡。有了资源保障，就有产业和市场扩张的基础，使日本的世界经济地位更加稳固。
　　我国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不顾前不顾后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前后受敌的被动局面。由于我们无限制地扩大产能，凡是我们从国际市场购买的就涨价，凡是我们生产的就降价；进口高价原料，卖出低廉产品价格，不断挤压我们的利润空间。这形成了奇怪的市场，产品价格不断上扬，我们是世界加工厂，从事加工却要亏损。钢铁冶炼、铜冶炼、铅锌、铝、太阳能几乎行行面临类似的局面。电解铜的价格在2000美元每吨左右时，每吨电解铜加工费在400至600美元，现在铜价在8000美元每吨，加工费降到200美元左右。我们70%以上的铜精矿原料靠进口。由于加工产能过剩，工厂抢购能源和原料，谁掌握了上游的原料和能源，谁就掌握了价格的主动权。
　　但是，加工厂投入产出快，见效快，GDP来得快；进入原料领域远比加工领域复杂，需要战略投资，需要较长的周期，这和那些急切等着要GDP增长的人们难以合拍。不控制源头，却要拼死向源头要东西，造成的后果是：提高了原料价格，加大了通货膨胀，稀释了百姓收入购买力；产能过剩，产出多又压低了产品价格，减少了利润，使百姓的收入难以提高。收入不能提高，扩大内需成无米之炊，不断地依靠投资和出口促进增长，形成恶性循环。两头不顾，虽然产能有了，出口有了，GDP有了，和百姓的辛苦付出比，百姓的幸福和所得未必真正提高。
　　出口积累了大量外汇余额，只能以美元形式放债。美国的货币政策宽松再宽松，稀释再稀释，我们在外面存的钱变得不值钱，无形中蒸发了。在国内，这些外汇占用人民币购买，巨额人民币充斥市场，推动资产上涨和通货膨胀。地产金融成为发热区，通货膨胀失控，银行、地方政府、地产开发商绑架了中国经济。打压金融地产，受困的却是实业；救济实业，受益多的却是金融地产业。资本和优秀人才纷纷放弃实业进入赚钱快的金融地产业。产业大军收入增长慢和地产金融界收入来得快，贫富两极分化在滞涨中不断加剧。不均衡的发展，促使国家经济内外受困。
　　日本人在进行资源扩张的同时，他们利用资本加快了产业的输出和转移。利用当地低成本的市场、资源、土地和劳力，通过资本输出输出管理和垄断技术，得到丰厚回报，减少了本国资源能源的消耗压力，为国民创造福利。日元升值在日本经济减速后并没有为刺激出口走贬值的通道，而是继续升值，原因在于资本输出、资源战略和出口战略之间的平衡。在许多资源领域，虽然日本进口量小于我们，但他们现在在市场上的话语权却远大于我们。我们用大量消耗自己资源和劳力积累的外汇，并没有变成有效的资源或资本，而是把那些资金借给别人，别人再拿这些钱来与我们利润最好的企业合资，消耗我们的资源，拿走本来属于老百姓福利的利润。
　　我们应制定有效的政策，利用财政、货币、资本和其他政策的力量，控制资源能源供需平衡，控制出口与进口平衡，通过平衡来改变价格形成机制和结构，掌握主动权；改变GDP增长为发展方向的思路，发展着眼于国民福利的自足平衡经济，合理分享上游下游利差，为企业、为百姓产出保值，为经济稳定均衡的结构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