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险国别分布的变化影响中长期国际资本流向，为中国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的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能否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却受到美国三大信用机构对中国信用评级业垄断的制约。
　　首先，信用评级影响金融产品定价，是债券市场发展的前提。直到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前不久，西方的信用评级机构一直给中国和希腊相同的信用评级(例如惠誉的“A”级)。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希腊的国债负担(超过GDP的100%)远远高于中国(GDP的25%)，外汇储备极低，进入欧元区后已失去运用货币、汇率政策调节国际收支的能力，因此违约风险远远高于中国。不公正地压低了中国的信用等级也就降低了中国金融资产的定价，增加了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的难度。
　　其次，政治上的偏见影响信用评级，造成经济伤害。信用评级不仅对金融交易主体的偿付能力，而且对其偿付意愿进行评判。这种评判部分地解决了债权(投资)方与债务(被投资)方对债务人履约能力和意愿信息不对称的矛盾。此外，信用评级也为投资人(金融资产所有者)约束交易代理人(例如基金经理、投资银行)提供了工具。为了维护自身以及美国的经济利益，穆迪、标普和惠誉有夸大西方式政治体制和治理结构优越性的倾向，强调其它政治体制、治理结构不稳定和诸如腐败之类的风险，这种偏见又通过信用评级转化为资产价格或准入门槛，影响信贷流量，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融资的负面因素。
　　最后，带有偏见的信用评级通过金融监管体系增加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延缓金融市场的发展。自从美国监管当局率先在银行监管标准中引用信用评级，信用评级也被许多国家广泛地运用于金融监管。例如，在巴塞尔(BaselII)协议框架下信用评级被用来计算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证券化过程中被用来决定金融资产风险分类；信用评级也被用于决定不同金融资产的信息披露要求，甚至影响金融监管的实施程序。偏低的信用评级将导致按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的上升。为了满足有关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有关银行必须持有更多的资本金，从而降低资金运用率，增加运营成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