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15日，农民张梅英高兴地说：“今年我家的8亩优质小麦能卖5000多元钱”。河北省藁城市种植的优质小麦，全部是市农研所自己研发的小麦优良品种，全部被北京、天津、山东等地的大型专用面粉加工企业订购一空。

2004年，黑龙江省落实对农民的直接补贴18.52亿元，激发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粮食总产量达到280亿公斤，比上年增长12%。

2008年3月20日，农户胡广辉(右)与江西先农种子公司、中粮米业等6家单位签下合同书，使自己的粮食生产从播种到收获加工再到销售等各个环节得到相应保障。胡广辉承包水田9000亩，年产稻谷550万公斤，在2007年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大户”荣誉称号。

中国用占世界7%左右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云南省多山地丘陵，当地各族人民将山坡开垦成小块农田，种植水稻，增加粮食生产。

　　多年前，一位国外学者发出“中国人能否养活自己”的疑问，让世界为中国的粮食生产担忧。而今天，中国完全可以凭自己粮食生产的成就向世界保证：中国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中国连续5年的粮食丰收，在今年的世界粮食危机中国所表现出的平稳，都是很好的例证。回顾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粮食生产方面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使国人更加坚信在粮食生产方面的能力。

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

　　又是一个丰产年。
　　据初步统计，我国今年夏粮产量12041万吨，同比增长2.6%；早稻产量3158万吨，比上年略增6.2万吨；秋粮在播种面积扩大和单产提高的共同推动下，再获丰收已成定局。粮食总产预计将创造新的历史纪录，连续5年增产。
　　在世界7%的耕地上，中国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我国成功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堪称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多年前，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发表了他的《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他在书中预言中国在今后若干年内将大量进口粮食。这种担忧也有其历史原因，因为旧中国被外国人称为“饥荒大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书写了世界粮食史的辉煌篇章，实现了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的历史性跨越。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3048亿公斤，增长到去年的5015亿公斤。如今，我国人均粮食产量达到400公斤左右，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粮食生产还正逐步走出单纯注重产量、忽视品种的阶段。一些适应市场需求的专用加工小麦、特色稻米、玉米等优质粮食品种的生产得到快速发展。目前，专门用于面包、饼干的小麦品种现在已发展到80多个，播种面积占全国小麦面积的7%。

联产承包激活粮食生产

　　我国农村的改革开放标志是“大包干”的实行，而作为最初探索者的农民，实行联产承包的初衷也是为填饱肚子，联产承包见效最明显的也是在粮食生产上。
　　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在“大包干”的契约上摁下鲜红的指印，这份承包合同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序幕。这种新型的土地制度采取了“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的分配方式，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种田特别是种粮的积极性高涨。
　　1978年至1984年，农业总产值获得了年均7.7%的高速增长，比1953年至1978年的年均增长率高出近5个百分点。在普遍实行大包干的1985年，我国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027亿公斤增长到3750亿公斤。到1996年突破了5000亿公斤大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

科技是粮食增产的第一动力

　　记者在山东采访一些老农时，他们在由衷地感叹这些年来粮食产量的提升中，感触最深的是科技的力量。
　　在过去30年里，我国的耕地面积逐年递减。而随着我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跨越以及“退耕还林”政策实施，我国耕地还将持续减少。耕地减少，粮食能保持稳定，很重要的一点是单产水平保持了稳步提高。其中科技增产的力量至关重要。
　　在科技增产粮食方面，不得不提到两个人，号称“南袁北李”的两位科学家，即南方的袁隆平，北方的李登海。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发明推广后，已使世界粮食增产4000多亿公斤，被西方科学家誉为“东方魔稻”。美国人评价到：袁隆平用科技的力量，为中国节约了耕地，赢得了发展的空间和时间。超级杂交稻第二期目标实现后，按年推广2亿亩计算，每年可多增产粮食300多亿公斤，能多养活7000多万人口。
　　“杂交玉米之父”李登海在30多年间先后选育玉米高产新品种30多个，这些新品种获得了大面积的推广，最多时推广种植面积占到全国玉米总种植面积的1/3。2005年秋天，在李登海的试验田里，“超级玉米1号”创造了每亩1402.86公斤的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
　　同时，在粮食病虫害防治、农业防灾减灾、提高施肥效率等方面，科技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常年走村串户，在田间地头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

建构新型粮食流通体制

　　在粮食的流通方面，我国在这30年中也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流通体制。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保护农民利益，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这就要求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加强粮食市场体系建设，提高粮食市场化程度，同时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增强国家调控能力。
　　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1985至1992年--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改革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根据粮食总量收支平衡有余的新形势，着眼于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对粮食流通体制实行“双轨制”，即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合同定购以外的粮食，由市场调节供求，实行议购议销。
　　二是1992年至2001年--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快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为扩大市场调节范围，国家对粮食统购统销进行了改革，即放开粮食销售价格和销售市场，对粮食流通环节的补贴改为对消费者的直接补贴，国有粮食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三是2001年至今--按照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要求，全面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2001年，国务院决定在八个粮食主销区省份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
　　通过不断改革，国有粮食企业逐步解决老粮、老账、老人三老问题。1998年之后，先后分三批建成了1000个一亿斤的新仓。建立健全了粮食流通法规，建立了储备粮的管理。另外，我国还在建立现代化的大型粮食流通集团，新的粮食品种上市，粮食应急预案的制定方面做了大量探索，都收到很好效果。

国际粮荒中的“安全岛”

　　进入2008年，由粮价猛涨带来的全球“粮食危机”突如其来，威胁到全球2000万贫困儿童，使1亿多人陷入贫困。然而，在这个背景下，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却“一枝独秀”，保证了粮价基本平稳。
　　国家粮食局副局长曾丽瑛说，国有粮企现有库存可满足一年消费，库消比高于国际公认的17%至18%粮食安全线水平。作为一个正在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坚持粮食自给战略，强调“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全国粮食自给率高达95%，少量的进口也不是为弥补缺口，而是调剂品种。
　　在国际粮荒海啸席卷全球的形势下，中国能稳坐“安全岛”，根本上得益于中国长期坚持基本立足国内保障粮食供给的方针。
　　努力保持粮食供求的紧平衡，这是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的长期目标。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大力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和国家粮食储备体系建设，粮食产需趋于平衡，粮食市场总体稳定。据统计，从1978年至2007年的30年间，中国年均进口粮食1517万吨(包括大豆)，出口粮食768万吨，净进口仅为749万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个别年份外，中国一直是谷物的净出口。
　　近些年，我国在粮食生产方面的扶持政策力度空前。2003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惠农促粮的政策措施：免除延续了2600多年的征农业税，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为种粮农民彻底松了绑；增加了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并逐年加大力度。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我国从2004年开始探索的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范围先后从籼稻扩展到小麦、粳稻，既保护了农民利益，又掌握了大量粮源。
　　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粮食生产受气候的影响还较大；加之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期和社会转型期，建立必要的粮食储备，完善粮食应急预案，对应对自然灾害和公共突发事件，确保社会安定和经济平稳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上世纪90年代，我国在储备粮规模、储备体系和管理制度理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00年1月，国务院决定组建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实行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央储备粮布局得到优化，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管理规范。
　　生产、流通、消费环环相扣，物质基础、体制保障一起发力，保障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实现了到目前为止我国粮食价格的基本稳定。国家发改委的数字显示，目前我国国内粮食消费量10200亿斤左右，产需总量基本平衡。除大豆有一定缺口需依靠进口弥补外，小麦、稻谷、玉米三大品种消费量在8500亿斤到8700亿斤左右，产需平衡有余。

防范低粮价等“管涌风险”

　　我国依靠近年来重农政策下强大的粮食自给能力，在采取措施切断了与世界粮价的主要传导机制后，使粮食价格在较低水平下稳定运行，形成了低粮价“安全岛”现象。现阶段中国有能力保持粮价稳定，但在世界高粮价的“洪水”下，中国低粮价市场面临粮食走私，世界石油、化肥等农资价格传导拉高粮食生产成本，国内粮食区域性供求失衡等“管涌”因素，仍需引起高度重视。
　　专家认为，当前我国低粮价的“孤岛”状态在短期内仍可保持稳定，但从长期来看，我国保证粮食供应和粮价稳定的压力始终存在，国际高粮价下中国粮食的走私问题，以及国际高油价、肥价对国内粮价的隐性冲击仍然不容忽视。
　　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研究预测部经理刘正敏说，虽然当前我国切断了与国际粮价的主要传导机制，但国际高粮价也可借高油价、高肥价等途径渗透到我粮价形成体系，通过拉高粮食的生产、运输成本引起国内粮食价格上涨。当前我国粮食生产成本的上升幅度大于粮价上升幅度，农民种植粮食的收益减少，种粮不如外出打工赚钱，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粮食价格存在因生产成本增加而上涨的客观压力。
　　中储粮总公司总经理包克辛认为，当前我国粮食供求，尤其是大米供求的结构性和区域性矛盾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我国主要粮食品种主产区和主要消费区错位分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局部粮价波动的风险，短期内可能造成越要保护粮价的地方越跌，越要抑制粮价的地方越涨。

为中国粮食生产再添后劲

　　今年国家出台《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各粮食主产省也纷纷制定粮食增产规划。这一系列规划的出台实施，必将促进中国粮食生产再上台阶，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又增加了一道保险。
　　今年7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和《吉林省增产百亿斤商品粮能力建设总体规划》，更有力地引导了各粮食主产区的积极性。这次会议强调立足于国内保障粮食供给，全面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粮食安全分级责任制，形成有效的粮食安全监督检查和绩效考核体系，并明确要求有关部门和粮食增产潜力较大的地区抓紧研究增加粮食生产的规划和措施。
　　此后，黑龙江、河南、江西、安徽四省先后制定同类粮食增产规划，加上吉林100亿斤，仅这5个省到2020年的规划增产潜能就已达到1070亿斤。
　　一些农业专家指出，这些增产规划有一定的可行性，只要这些省把规划落实到位，其他省份保证不减产，2020年增产800亿斤粮食的国家规划目标可望实现，国家中长期粮食安全就有了重要的粮源保障。粮食主产省的粮食增产规划将为我国的粮食安全装上一把“保险锁”。

背景链接

■ 1953.11.19 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 　　■ 1955.8.25　国务院公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 　　■ 1958.8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适合办大农业，是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 　　■ 1958.9.30 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 　　■ 1978.12 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签订契约，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大包干。 　　■ 1981.3.11　全国议价粮油工作会议提出在坚持粮油统购统销、统一调拨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粮油议购议销。 　　■ 1982.4.5 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第一个“一号文件”)：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我国人多地少，控制人口、保护耕地是我们的重大国策。 　　■ 1990.9.1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的决定》：建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增强宏观调控能力，搞好丰歉调剂，保证粮食市场供应和粮价的基本稳定。 　　■ 1993.2.15 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要把握有利时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放开价格，放开经营，增强粮食企业活力，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进一步向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方向推进。 　　■ 2005年 世界粮食计划署对中国长达25年的粮食援助划上了句号。 　　■ 2005.12.29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获得通过。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退出历史舞台，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250多亿元，人均减负140元。此外，农民获得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逐年增加。 　　科技对农业的贡献     在农业科技领域，中国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科技进步对中国农业的贡献率已从1949年的20%上升到现在的42%。农业科技部门在生物技术、高新技术、基础研究方面均取得较大进展，植物细胞和组织培养、花药培养、单倍体育种及其应用研究处于国际先进地位。两系法品种间杂交水稻、杂交玉米育种以及精耕细作的多熟种植技术等方面，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大豆杂种优势利用研究也获得重大突破。1949年以来，中国农业科学家共培育出40多种农作物，近5000个高产、优质、抗性强的新品种、新组合，使主要农作物品种更新四至五次，每更新一次，一般增产10%至30%。目前，中国粮食作物单产已由1950年的1.16吨/公顷增加到4.40吨/公顷，提高了2.8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