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从排污大省向减排大省转型的三年中，各级基层环保干部的心态从开始的“压力大、委屈多”到后来的“人疲倦、心更累”，直到现在的“值得干、有信心”，经历了“三重天”。
　　经济大省浙江自2004年启动环境污染整治行动以来，经三年磨砺，日前终见成效。今年上半年，浙江省交出一份“双下降”环保成绩单：化学需氧量(COD)减排幅度列全国第一，二氧化硫的减排幅度列全国第四。

环保局不仅仅是执法部门 更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好参谋

　　环保局首先是环境监管的职能部门，但又不仅仅是只负责审批和执法的职能部门。记者了解到，以往最让环保局感到无奈和被动的是，地方政府在产业规划和布局时没有考虑环境因素，结果导致污染覆水难收，环保局事后的监管也就成了亡羊补牢。在环境监管方面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的浙江省温州市、绍兴市、湖州市等地环保局长认为，出色的环保局同时应该是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好参谋。
　　温州市环保局局长叶钢炼如今的工作重点之一是，与市发改委、市经贸委、市规划局、市建设局等13个职能局一起，为市政府制定一份《温州市区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规划的目标是“将市区分为不同生态环境功能区，设置区域建设开发活动的环保准入门槛，明确各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为政府开展区域性开发建设活动提供环境决策依据，为环保部门实施建设项目环境审批提供基本依据。”
　　叶钢炼说：“生态功能区规划将明确整个温州市哪些地区是重点开发区，哪些是禁止开发区，哪些是产业调整区，政府将据此来禁止、限制、调整高污染产业的发展。环保局以前监管重点是在末端治理上，如今参与到产业布局的决策过程中，这从根本上掐住了破坏环境的源头。”
　　湖州市环保局局长周建明告诉记者：“如今湖州市经济部门都会把经济形势分析草稿送给环保局，我们通过经济态势的分析，从环保角度出发，把发现的问题和我们的建议、要求，反馈给经济部门，供地方党委政府决策参考，环保局要当好参谋、出好点子。壮士断腕式的调整其实是环境治理的最后一招，能事先避免要尽量避免。”

环境保护需要“斗士”精神

　　当前环保工作在制度层面面临种种不利的客观因素：比如执法成本高、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两高一低局面尚无法改善；再如环保技术和设备的科学性、先进性有待突破；环境容量等一些基础工作的研究比较薄弱；环境人才、执法力量还处于紧缺阶段。尽管面临这些客观困难，但浙江减排工作还能大步向前的原因之一是环保干部们有勇气发扬“斗士”精神。
　　浙江省环保局局长戴备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前问题的重点还不在法律太软，而是有关法律规定没有执行到位，是执法力度疲软。浙江省减排工作最大的启示是，环保系统必须要有一批敢于牺牲、敢于克难攻坚、不怕得罪人、有奉献精神的斗士，“怕就怕，中央定了方针以后，下面都做好人，缺少一批敢冲敢干的人。”
　　绍兴市环保局局长金百富这样形容近年来的工作心态：“一要愁死，因为环境质量差，环境治理任重道远；二要急死，因为一方面环境整治任务重，另一方面环保部门缺编制缺人员；三要吓死，环境突发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
　　浙江省温州市是市场经济的摇篮，但因为低、小、散的产业结构，同时也是浙江重污染地区，电镀、皮革等高污染产业20余年的快速发展严重透支了生态环境。温州市环保局局长叶钢炼说：“环境整治已历时三年，我的心态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压力大、委屈多；第二阶段是人疲倦、心更累；第三阶段是值得干、有信心。”
　　枯燥的数字见证了他们的努力：电镀行业三年整治，共取缔812家非法企业；苍南县重污染褪色业整治，共打击5000多个非法褪色池；平阳县制革基地整治，1200多家制革企业最后只剩下30多家。

环保必须成为制度层面的“一把手”工程

　　“没有党委政府一把手的重视支持，环境保护工作寸步难行。”这是记者在浙江采访时，环保局长们提到最多的一句话。正是在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的支持下，浙江才能从排污大省向减排大省顺利转身。
　　温州市环保局局长叶钢炼告诉记者：“仅温州一地，三年就关停1000多家排污企业，没有市委市政府一把手的支持，谁能做得到？”
　　温州市在整治电镀行业时，叶钢炼曾建议市委市政府制定电镀行业整治责任追究制度，如果整治不力，要追究部门和县市区党委政府一把手的责任，当时这个建议在党委政府内部引发激烈讨论，反对声音相当强烈，最后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一锤定音。叶钢炼说：“没有书记定下来责任追究制度，电镀业整治不可能完成。”
　　一些基层环保干部告诉记者，在有些情况下，环保局其实是拎着“官帽”发扬“斗士”精神，如果党委政府一把手不支持，环保局长随时会被以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为由挪位子、摘帽子。过分依赖“一把手”的“环保觉悟”毕竟带有强烈的人治味道和偶然性。一些基层环保局长建议，当前应重点研究如何从考核、责任追究等制度层面确保“一把手”不敢不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环保应该从制度层面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把手”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