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重缺乏规范管理的联合办学过程中，公办高校、招生贩子、民办学校和学生共同构成一条触目惊心的“食物链”，学生处于“食物链”的最下游，成为上游所有利润的源泉。这条食物链由于利润分配格局严重失衡而变得异常扭曲，很多民办学校因此难以为继，甚至最终崩盘。
    畸形“食物链”折射出民办教育之困：一些民办学校企图通过借助公办高校的金字招牌来提高自身的办学效益，急于摆脱生存困境，然而，在急功近利的教育产业化思路下，“借鸡下蛋”无异于饮鸩止渴。

六成学费被公办高校和招生贩子拿走

    记者调查发现，在这条“食物链”上，公办高校、招生贩子、民办学校和学生处于不同的位置而扮演着不同角色。其中，公办高校凭借“出租”校名的无形资产，坐享其成，收获丰厚利润，俨然居于“食物链”的顶端；招生贩子是最重要的“生源”的供给者，招生时坑蒙拐骗，智力体力并用，居于第二环；民办学校作为直接的办学者和管理者，必须优先向公办高校和招生贩子供给利润，因此只能居于第三环；而学生是这一切利润的最终来源，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食物链”底端。
    但这条“食物链”由于利润分配格局严重失衡而存在致命缺陷：上游的公办高校、招生贩子和民办学校各自攫取相应利润，尤其是最上游的公办高校、招生贩子获取了超高利润，导致花在学生身上的实际办学成本远远低于正常标准。
    一所民办学校校长告诉记者：“收取的学费至少有六成被公办高校和招生贩子拿走，这是联合办学的常见情况。”如果当年招生情况不错，剩下不足四成的学费收入还可以勉强维持日常运转；但一旦招生情况不好，维持运转就很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办学投入上偷工减料，严重入不敷出时就只好倒闭。
    公办高校向民办学校收取的“管理费”，一般高达三成多，它们与招生贩子一起瓜分了学费收入的大部分，但公办高校“点石成金”的本领，却是走村串巷、鼓动三寸不烂之舌骗人的招生贩子望尘莫及的。这些高校一般很少过问联办教学点的事，一般不派教师和管理人员，也不提供相关教学资料。“向联办方出租校名，是公办高校坐收其利的理由。”一位知情人透露说。
    成都一所民办学校曾和某公办高校联合举办大专教学班，当年秋季招生500人，编成10个班，学费收入约为350万元，其中给公办高校上缴的所谓“管理费”，占总收入35%；给招生贩子回扣数额，比例之高竟占总收入的40%。剩下不足100万元，用来租场地、聘教师、支付水电费。因为钱不够，就只好租用工厂的废弃厂房，甚至农民院子；高水平、高学历的教师根本请不起，一般都是在人才市场上找那些暂时找不到工作的专科毕业生甚至中专毕业生，然后对学生谎称是“某某高校博士、研究生”。因为待遇太低，这些教师流动性较大，最多呆一学期就跳槽，有的甚至几天后就另觅高枝。
    “拿这点钱来办学，招生时对较好的教学设施和师资的承诺，注定是谎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光伟说，一些民办学校背负“骗子”骂名，是现行体制的必然结果，尽管它们主观上并不想欺诈。

民办教育的误区：“乱”字当头的原始积累

    近年来国家稳定高校招生规模，高校大规模扩招已经停止，为数众多的高考落榜生形成一个巨大的高等教育需求市场。这为民办学校在成人高等教育领域有所作为提供了契机。专家认为，与公办高校联合办学，民办学校“借鸡下蛋”，本来是办学体制的一种探索，但急功近利的教育产业化思路却让联合办学走上了歧途。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公办高校与民办学校联合办学，目的并不在于“办学”，而在于“牟利”。据四川一所知名职业技术学院向记者提供的统计数据：截至2004年4月，该校在校外的联合办学教学点竟然多达47个，即使截至清理整顿后的2007年3月，至少还有10多个。如此众多的联合办学教学点，平时疏于管理甚至不闻不问，也可以想像。但每年所得的所谓“管理费”，占每个教学点收入的35%，金额至少高达数百万元。在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公办高校不惜变相出租自己的招牌进行所谓的联合办学。四川一所被媒体曝光的知名公办高校党委宣传部长向记者“叫冤”：大多数高校都在搞这样的“联合办学”，有的搞得比我们厉害得多，结果只有我们被曝光，“我们才是受害者”。
    一些民办学校明知这些公办高校联合办学的目的在于圈钱，但为了攀上这些“富亲戚”，借用它们的金字招牌，不惜血本地“进贡”天价管理费。记者了解到，这样的民办学校动机一般分两种：一种是办学目的太过商业化，想捞一笔就走人，短期行为明显。四川育达专修学院(民办学校)在与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公办高校)联合办学过程中，由于严重地入不敷出，其投资人中间有的想撤资走人，因此造成2007年上学期开学半个月以来竟然“无教室、无教师、睡觉打地铺”的荒唐局面。
    另一种是主观上确实想长期办学，但思想认识却明显存在误区，认为现在大家都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违规混乱的招生办学是普遍现象，乱一点没关系，只要做大做强了，一切就会自然而然规范起来。四川一所民办学校校长刘川告诉记者：“民办教育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打擦边球甚至违规在所难免，一些名气很大的民办学校以前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比如说招生回扣这个严重问题就是从西部一所著名民办学校开始的。”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光伟说，正是这种认识偏差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民办教育的误区，因为不规范办学，被耽搁的是学生的前途，受损害的是民办教育乃至整个教育行业的形象和声誉。

体制环境：民办教育困境的根本所在

    专家认为，认识误区只是民办教育陷入困境的表现，体制环境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尽管我国的民办教育走过了20多年的风雨历程，但在许多人甚至包括一些教育主管部门管理者的观念中，仍然存在着对民办高校的五种论调：一是多余论。认为民办高校存在的必要性不大，只要公办学校办好就行。二是冲击论。认为举办民办高校对公办高校造成冲击，公办学校培养人才就业都难，何况民办高校。三是盈利论。有些人只要一提起民办高校，就认为是以办学为名行赚钱之实。四是怀疑论。对民办高校持不信任态度。五是过渡论。认为民办高校只是一种过渡性教育，早晚要被公办高校取缔。
    业内人士因此指出，民办教育陷入窘境，与政府政策的偏离不无关系。一方面是制度鼓励，另一方面却是政策紧缩，“宏观肯定，微观否定”。尽管《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出台，进一步向民办高校表明政府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决心，但是，制度付诸实践毕竟需要一个过程，更何况实施条例中“关于公办学校可以举办民办学校的规定”，在客观上已经导致了竞争的不公平性。
    此外，国内目前没有建立向民办大学投资的良性机制和配套的政策。教育家刘道玉曾感叹道：“中国的民办教育太难啦！在今日之中国，既缺少教育慈善家，也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实业家和教育投资家，倒是不乏以盈利为目的的炒作民办教育的商人。”教育专家冯文权认为，绝大多数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家，他们的投资是讲究回报的，但是按目前的政策，投资于民办教育的资金是不能回收的。因为民办非企业免税，不能分红。这种分配机制难以吸引社会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