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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评论奥巴马政府的“救市”政策,认为它没有抓住重点。在我看来,美国这次问题的根子出在金融,而金融是美国经济的造血系统。故救市政策,也必须从金融入手。奥巴马的救市方案,依旧是以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为主调,而且,方案中建议的花费,大多数是民主党长期以来宠爱的开支项目。无怪乎这个救市方案在参众两院没有得到任何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奥巴马上任之时,曾信誓旦旦要打破党派藩篱,他的救市方案却在强化党派分野。所以我当时说:奥巴马出师不利。 但接下来发生的AIG公司高管接受巨额奖金的事,却给了两党一个重修于好的机会。在救市方案上吵得不可开交的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在对待AIG奖金事件上却以惊人的速度团结一致起来,同仇敌忾。众议院在最短的时间就以超过四分之三的压倒多数,通过了要对接受奖金的高管征以90%惩罚性税收的议案。当然,这个议案过于突兀,最终大概是个象征性的威慑武器,并不会真的成为法律。最后的结果,大概以双方妥协了事。 但这个事情的真正意义,它的长期深远影响,并不仅在此。AIG的行为之所以激起轩然大波,实质上反映了一种由来已久的、华尔街职业规范和普通民众道德观之间的冲突。AIG的高管在宣布奖金分配方案时,估计做梦也没想到会招惹如此激昂的众怒。事实上,若按照华尔街的职业道德,既然当初合同上规定了要发巨额奖金,现在公司手头又正好有钱(不管这钱是自己挣来的还是政府救济来的),那么高管们把奖金装进自己口袋就是天经地义的。更何况,一年拿个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美元的奖金,在华尔街高管看来,并不是多大的数目。 华尔街金融家自有史以来,一直是贪婪的代名词。因为金融家的职业规范就是谋求资金回报的最大化。这像律师的职业道德就是打赢官司,不管赢的是好人坏人;拳击手的职业就是把对方狠狠打倒,哪怕双方无怨无仇。这些职业道德,和普通大众的道德观是冲突的。幸好,这些职业行为有限定的目标和界限,通常不会进入大众的视野,也影响不到大众的生活。 早期的金融活动通常是银行家和借贷者之间一对一的私下交易行为。或者说,早期的银行家都是投资银行家,他们并不面向大众出售金融产品。金融家的贪婪,在这种小众交易过程里,比较容易得到制衡和约束。股票是第一种面向大众发售的金融产品,而它的泛滥也迅速成就了第一次庞大的泡沫破灭,那就是1929年的大股灾,并引发了此后的大萧条。我们看到,大萧条之后最重要的一个救市药方,便是成立美国证监会,对证券主要是股票的发行开始进行严厉监管。换言之,这是对一种面向大众的金融产品,以政府监管的方式,保证其操作过程符合大众的利益,而不仅仅是金融家的职业道德准则。 我曾说过,上世纪30年代建立起来的这个金融体系,支撑了美国70年的长周期繁荣。但是上世纪80年代发生两桩变化。第一个是全球化进程推动的资金流动,使得全世界的钱都向少数几个金融中心集中,如华尔街,如伦敦。第二个是计算机技术的普遍应用,导致金融创新的大发展,各种衍生的金融工具和套利手段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虚拟的交易资金量大大超过实际交易标的的价值。过去20年中,有许多数学和计算机出身的学生进入金融领域,他们从来没有过半点从事实业的经验,甚至从来没有在实业机构上过一天班,却凭借其对各种“模型”的构建和操作能力,迅速成为炙手可热的交易员和投资顾问。他们的每一举动都能操纵数以亿美元计的资金流向,而自己也能轻而易举挣上百万、千万美元的奖金。 这两种发展趋势带来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全球金融体系的发育,使得金融的影响力空前。每个个人,无论你是否直接购买金融产品,你的日常生活起居,你的就业前景,其实都处在这个庞大金融体系的笼罩之下。金融体系的波动,甚至能够影响到国际关系,使某个国家破产,某个地区经济整体崩溃,使数以亿计的人无端遭受损失。与此同时,华尔街的金融职业规范还停留在以前的水平,甚至由于上面所说,众多对金融以外事务漠不关心的新鲜交易员加入,把这种以资金收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职业道德准则推到了极端。早在14年前,就发生了一个交易员搞垮一个银行的故事。类似的故事并没有使金融界反省,只是让它们实施了更多的所谓“内部风险控制”机制。然后,只要金融界的职业规范不改变,追求短期巨大账目赢利的冲动不变,人们就必然为了巨大收益而在风险面前丧失常识性的警惕,所有风险控制机制,最终都是非常脆弱的。 AIG事件好就好在,它让美国的政客忽然发现:原来敲打金融界,是这么得民心的一件事情。一旦政客集体发威,开始专心琢磨怎么对付金融界,那么,传统的职业规范迟早会遭到质疑,政府将以公众利益代表的身份对金融界的交易行为进行直接监督。美国金融改革的进程可能会加快,而这,又可能加快公众对美国经济信心的恢复,使经济提前复苏。对所有人来说,这几乎都是件好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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