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17日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率各自团队就双方在中美经贸中关切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将签订相关协议。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美国人对历次极为重视的金融市场开放问题，似乎不那么重视了。

　　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近日透露，这次对话将围绕金融和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贸易和开放市场、增加投资及扩大在能源和环境方面的合作。无独有偶，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近日也破天荒为英国 《金融时报》撰稿，主题是：加强中美节能环保合作。难道历次美国人最关心的金融市场开放问题、人民币升值问题，已经没有人关心了吗？
　　事实上，中美双方就这次战略经济对话议题的公开表态，也不可能使中美谈判绕开金融市场开放这个“心结”。
　　就在这样一个时机，中国证监会破天荒公开表态，要全面开展证券业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评估，而且，证监会突然批准了瑞士信贷在中国成立一家合资证券公司。市场高度关注的是，此前这样的市场开放措施已经被叫停了两年，这是证监会去年12月颁布有关外资投资证券业的新规定后，首家获批的公司。证监会的发言人还表示，今后一个时期，将继续按“循序渐进、安全可控、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以积极务实的态度，适时适度扩大证券业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
　　选择这样的时机对金融开放问题做出官方表态，不得不让市场猜测，这是不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前给美国做出的象征性表态。这种开放，带有极强的某种味道，意味着对美国某种利益的交换。然而基于利益交换的金融开放，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启动后，有6家境外证券交易所获准在华设立代表处；QFII投资总额度提升至300亿美元；《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修订，恢复审批合资证券公司的设立；《证券公司设立子公司试行规定》发布，允许符合条件的合资证券公司扩大业务范围；符合条件的外资公司允许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这些资本市场的开放措施，无不是在巨大的国际政治压力下，“挤牙膏”似的发展而来。问题是，这种被迫的市场开放，从来不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最让市场想不通的一点就是：为何国内资产价格高企的时候不开放，而国内资产价格相对便宜的时候，开放市场的声音分贝就突然提高？这不是明摆着有送礼的嫌疑吗？如果在资产价格高企的时候把金融国门开得更大一些，不仅我们的金融资产可以卖个好价钱，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凭借这千载难逢的良机换回巨额的外资，并用外国人的钱来改善我们的金融市场基础建设，用外国投资者的力量来推进更国际化的估值体系建设，也可以为市场提供更高市场化程度的金融专业服务技能，也可以获取大量交易对手来形成市场化的利率和汇率市场……可惜现在，我们错过了这样成本最小化的改革机会。
　　此时，我们仍然可以继续打开金融国门，但我们却不能拿外国人的钱来办事了，只能自己掏钱。原因是，近一年的大力度紧缩政策，让现在的金融资产大幅缩水，外国人可以更加便宜的购买，这就是今年1月以来外资流入大幅增长55%的原因。当然，此时加速开放资本市场，于谈判上是有利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便宜，自然可以有更多的要价空间。
　　但我们不得不提醒的是，如果仅仅让资本市场开放措施服务于某种利益的交换，而不是根据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自身需要来建设和改革金融市场，那很可能犯下本末倒置的错误。毕竟，单纯的国际利益交换，未必是我们国家战略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
　　现如今，对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建设而言，在通胀未成为噩梦之前，仍旧可以借用它未来巨大的发展空间，来趁机推进债券市场、做空机制、市场化发行、中小投资者保护等诸多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而对外开放，应该在对内开放、对内制度完善的框架内来推进，毕竟外资进来也要依据国内市场的规则进行交易。如果再错过通胀压力加大前的时间，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进程恐怕又将推后至少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