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持宏观经济平稳增长，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央行通过货币政策的工具操作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在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央行的宏观调控往往面临目标之间的冲突，一个目标的实现往往会导致对另一个目标的偏离，使得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难度增大。笔者认为目前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的目标冲突和存在的矛盾主要有以下几大。
　　一是货币稳定和汇率稳定之间的冲突。央行既不希望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导致通货膨胀，也不希望汇率大幅度波动导致对贸易和投资的冲击。实际上，货币稳定和汇率稳定之间的冲突是一个“三元悖论”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弗莱明和蒙代尔就提出货币政策完全独立、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稳定三个目标中，一国政府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两项。这也就是说，在资本能够流动的条件下，货币目标和汇率目标是不能够同时实现的。目前我国人民币利率水平高于美元利率水平，同时人民币升值趋势加大，导致资本内流；如果央行干预汇率，买进外汇，外汇占款增加，货币供应量将增加；如果央行稳定货币而不干预外汇市场，外汇供给将增加，人民币升值，汇率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货币目标和汇率目标是不可兼得的。
　　二是利率控制投资过热和汇率变动之间的冲突。由于我国存在资产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压力，央行提高利率以控制投资过快和经济过热，利率提高对控制经济过热是有益的。而在美元利率下调和人民币升值的条件下，利率上调会导致投机资本流入。因此利率上调有利于控制投资过热，不利于防止投机资本流入和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也就是说，央行调控利率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权衡，如果央行偏好国内目标，它会提高利率；如果央行不希望汇率大幅度波动，它会控制利率水平的上升。因此央行提高利率是比较谨慎的，目前美元利率已经低于人民币利率，如果央行继续提高利率，利差进一步扩大，投机资本的收益会更高，流入的投机资本会增加。利率调整对控制投资过热和汇率稳定是反方向变化的。
　　三是内需和外需之间的冲突。拉动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主要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长期以来，我国国内消费增长不快，经济主要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国内形成了高储蓄、高投资但投资远赶不上储蓄水平。储蓄在抵补了投资之后仍有大量剩余，直接反映到了贸易顺差上。国内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就促使国家更进一步依赖外需来解决，贸易盈余也不断增加。内需和外需的变化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内需增长慢就导致外需增长快。
　　另外，由于受美国次贷危机和国内1月、2月南方大部分地区雪灾的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调控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冲突。
　　一是灾后重建和控制国内投资过热之间的冲突。雪灾发生后，政府和当地人民群众积极行动，抗灾救灾，恢复经济，这必然会进一步扩大投资和政府的转移支付，会导致投资增加。实际上在雪灾之前，国家一直强调防范投资过热，主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控制低附加值产业投资和重复建设等，如果国家不能有效控制投资过热问题，则考虑到灾后重建的投资，总投资会进一步增加，宏观经济可能会步入偏快轨道。因此为了控制总投资，投资过热必须得到有效控制。
　　二是外松内紧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内流动性上升。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全球的流动性过剩；国内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必然导致美元资本流入中国，国内流动性增加，人民币升值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进一步上升。中国控制流动性过剩的效果可能会由于全球的流动性过剩增加而大打折扣。
　　针对上述的目标冲突和经济体的矛盾，笔者认为要通过以下方式解决。
　　一是对目标的筛选，强调货币稳定，放松汇率稳定；强化实现国内目标，逐步放松对外目标；增加内需，减少对外需的依赖。二是对货币政策工具的筛选，由于利率调控面临内外目标的冲突，调控方式尽量少用价格型工具，更多通过数量型工具调控经济，主要包括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等。三是采取结构性的信贷政策，对灾区重建、重点发展的行业等大力提供信贷支持；而对固定资产增长过快的行业、“两高一资”的部门等继续采取信贷紧缩。四是必须加大对投机资本的管理和查处，杜绝大量投机资本的流入；同时还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调节，如对短期资本流入和流出征税等。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