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明文确立死刑证据裁判原则，明确了对于明显违反法律和有关规定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应当予以排除。比如，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但让人疑惑的是，谁来认定用于定案的证据是否为刑讯逼供而来？两院三部对此明确发文，理论上会减少刑讯逼供，对于保护公众权益意义不容否定，但成效大小还有待观察。
　　其实，原有法律本身就已禁止刑讯逼供，何况刑讯逼供对嫌疑人的人身健康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属于极端严重的反人权行为。但难题正在于此，法律很难被严格执行。动辄滥用暴力刑讯逼供，根源在于权力监督、制衡机制存在问题。当然，这也是最难于解决的，因为一切权力的滥用说到底都是这个问题。而那些看似正常程序羁押的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事实上更多是由于公安机关对现行刑事诉讼制度的习惯性依赖。
　　这就涉及到对犯罪嫌疑人拘留和逮捕、关押的问题，也就是刑诉制度的非法羁押随意性太大。根据《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时间为一般14天，特别情况可延长到37天；普通嫌疑人逮捕关押的时间为2个月，案情复杂、情况特殊的还可达5个月。很明显，这样大的弹性，基本让长期关押没有任何障碍，并且不用负责。正是法律的留有余地，为随意拘留留下了空间。要减少刑讯逼供，就要对此严格规范，让不该被抓的人免于被抓的可能，这样才能防止屈打成招、防止更多的非正常死亡。
　　要真正实现对公众权利的保障，让刑讯逼供的事情不再发生，简单地规定孤掌难鸣，必须从根本上制约和限制权力的任意。至少，要从修改刑诉制度开始，不再为随意拘留留下空间。而且，要为公民起诉被刑讯逼供留有制度救济渠道，第一步是必须受理，然后举证上应该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