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

    到目前为止，我国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到底多大？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实际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进一步提高经济的预测能力和预见性确实势在必行。
    费孝通等记载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危机中，我国“当时的经济萧条并非由于产品的质量低劣或数量
下降。农民生产同等品质和同样数量的蚕丝，他们却不能从市场得到同过去等量的钱币。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市场上各方面都感到外货的倾销之苦。比如洋粉、洋瓷、洋火等等倾销，使我国这些微弱的民族工业部门都渐次破产衰落；洋米之倾销，使南方稍微可观的一点丰收，米价惨跌至无可跌的地步”。20世纪30年代的情形反映的是我国生产率不足以抵御国际生产率的冲击。这次危机中，我国农村副业因国际市场需求不足遭受到伤害，反映的是我国作为全球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在整个产业链条发生断裂之后处于尴尬的位置。目前各国金融和经济运行中表现出的问题显示出这场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有着许多不同之处。深入研究、深刻思考有助于提高我国经济社会政策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进一步说，亚洲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依赖于出口，这就意味着除非他们所出口的那些国家包括英国、美国以及日本等的经济出现增长，否则其经济恢复会面临很多不利因素。我国的失业率与出口紧密相关。全球经济危机触及到我国经济的许多领域，从出口型工厂到房地产市场，从电信业到汽车工业，从中小企业到大公司。
    回过头来看，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先是从经济的开放部分开始，例如从外贸传导到相关产业，从最早开放的地区传导到其他地区，从就业传导到消费，最终冲击社会安全网。在所有领域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农民和农民工。一是他们大部分在外向型企业工作，二是他们处于社会保障的最脆弱部分。
    要准确把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当前我们真正需要研究的是：全球经济到底会走向何处？中国经济嵌入全球产业链条的部分到底有多大？
    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形势异常复杂，各种因素相互交叉，各种政策相互影响。在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关税、出口配额、汇率、生产要素等都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政府职能部门既要从自身的职能出发做好本职工作，又要站在全局高度通盘考虑发展问题，提高政策决策水平。这样的要求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技术支持，完善的组织体制基础上。

    千方百计有效扩大国内需求

    扩大内需已经提出多年，是我国长期的方针。当前，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我国经济社会遭受的冲击，扩大内需倍显迫切。我们认为，面对扩大内需，需要认真研究这样几个问题：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消费结构整体升级并呈多样性变化后，我国的内需到底包括哪些内容？随着深度市场化和政府职能转变，提供内需的主体到底有哪些？这些服务主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角色来满足需求？等等。另外，我国社会主体多元化格局已经基本形成，扩大内需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内涵，不同社会阶层有不同的需求。只有搞清这些问题，才能真正有效扩大国内需求。
    扩大内需必须从总体考虑，既不能把扩大内需简单地理解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也不能视为对某一个或几个弱势群体进行救助和支持。在这方面，我们得到的教训不算少。我国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由市场决定的部分消费服务、物品和资源供给过剩，由政府或社会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这些是我国内需不足的症结，或叫做扩大内需的体制和结构瓶颈，这也应当是扩大内需的切入点。
    影响我国扩大内需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体制性的，即收入分配体制，它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其直接结果是使相当一部分人口没有足够能力消费；二是结构性的，即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分布不合理，它使相当一部分人口没有充分的机会发展，进而造成没有能力消费。
    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的难点，群众反映强烈。国际经验表明，税收和社会保障都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健全的税收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调整国家、企业和个人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角色，提高居民收入。前一段时间为帮助困难企业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一些省份允许困难企业在一定期限内缓缴社会保险费，为困难企业提供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在岗职工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实际上是在发挥社会保障的再分配功能。当前，我们要抓住应对金融危机冲击这一契机，把国际国内有关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些好的做法制度化，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要加大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力度，今后关键的问题是要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保持GDP8%的增长速度之间是是否可以替代？这个问题需要更理性的思考。
    在扩大国内投资需求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设施投资、设备投资、人头费用的关系，真正实现扩大内需的目的。只有使项目运营起来，才能实现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的目的。国内投资需求和国内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让广大居民获益是实现有效扩大内需的关键。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有正确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还需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扩大投资需求就是要使投资项目真正运营起来，把项目运营与就业、居民生活、居民需求有机结合起来。
    正确处理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推动有效扩大内需和有效扩大外需双赢。第一，内需和外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不可偏废。我们以受冲击较严重的韩国为例，韩元贬值、韩国到内地投资积极性不高、韩国留学生提前回国、韩国外出旅游人数减少，等等，会影响我国的资金市场、投资市场、地方投资、地方服务业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外资和外经都功不可没。我国出口的55%来自外资企业。在目前出口形势严峻情况下，要充分发挥外资、外经工作对出口的拉动作用。第二，继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把稳定外需作为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和有效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大量在韩国打工的国内同胞陆续回国，会给本来已经压力很大的我国国内就业带来更大压力，会减少当地居民收入。充分就业必须建立在充分生产发展的基础上。

    加速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外来人口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不在社会安全网的覆盖范围内。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大批农民工失去了工作，他们到底该由谁来管？是由他们的家乡管，还是由就业所在地管？解决这个问题很急迫。据调查，2008年以来，失去工作的农民中30%不想离开广东。春节前回去多少，春节后又回来多少。从保稳定和保民生目标出发，地方政府要求企业尽量不要裁员。但是目前企业大都减产和半开工。不裁员实际上是把人养着，维持着基本的运行。这样下去，到底能维持多久？如果是本地人，本地的社会保障可以管，可以享受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农民工则不然。外省的农民工在本地工作多年，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到底怎么办？进一步的问题是，尽管一些企业为农民工缴纳了养老保险金，由于接续有问题，农民工离开时带不走。2008年12月份，大量农民工退保。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也曾发生。政策上农民工离开可以保留账户，问题是他们能否再回来？
    与其他国家比较，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抗风险能力还比较弱。当前体制机制上存在的问题加大了把各项社会保障法规和政策落到实处的难度。社会保障碎片化现象比较严重，覆盖面狭窄。统筹层次低，各种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困难，保障水平不高。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要把健全面向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放在首位, 加速推进无漏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我们或许需要做长期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思想准备。目前加大刺激经济增长的力度是必要的，但是更要关注深层次问题，包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我们的眼光要放长远，不仅要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冲击，还要考虑“后金融危机问题”。
    必须扩大财政投入，实现事权和财力相匹配，以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为手段，逐步打破“碎片化”体系。面对当前经济下滑和财政吃紧的状况，需要减收增支，就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有所突破。金融危机的“机”就在于敢把过去想解决又不敢解决的问题，借用金融危机这样一个矛盾暴露和社会共识一致的“机会”加以解决。这就是抓住机遇。社会保障体系就面临这样的“机遇”。
    应当尽快突破户籍制度限制，这次波动最大受害者是外来工，因为没有城市户口，他们必须回到农村。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与户籍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求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统筹层次要高一些。当前各省有各省的层次，这不利于统筹发展，社会保险关系要走出省内，能够转移接续，对此国家要有政策。要把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放在重要位置。
    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管理水平,确保资金安全和增值，发挥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功能。在全球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形势下，整个国内经济如何发展，很难做出判断。政府难以做出判断，企业也不敢轻举妄动，不敢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加大对社会领域的投资是最安全的。在经济形势不明朗时，政府不要一味地鼓励企业投资，但政府可以在社会事业和民生领域加大投资力度。
    解决好民生问题必须处理好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力的关系。当前地方政府承担的事务太多，财力有限。特定时期给地方一定的财力是必要的，建议分税制要更加到位，尽快出台社会保障税。目前社会保险统筹基本建立在县级财政基础上，不打破现有财政体制体系，高层次统筹问题是很难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