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金融危机，道理其实很简单，简单到只需借鉴托·约·邓宁格的一句名言：“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资本“扑食”不到足够的利润，就会冬眠；反之，投资就会闻着味儿蜂拥而出，如此一来，还会有衰退吗？还会有萧条吗？
    因此，救危机其实是救利润，救社会的利润预期。
    应对金融危机，处理确实很复杂，复杂到必须遵循约·维·斯大林的一句名言：“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不同国家或地区，因为发展阶段、背景和环境的不同，经济结构、特征和细节的不同，面对同一危机，应对之策都有可能截然不同，美国和中国不会一样，上海和北京不会一样，甚至北京的东城区和西城区，也会不一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只是经文各不同，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苦衷。
    因此，救危机不能脱离国情，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应对金融危机，难在立足国情、着眼未来。资本危机，应对之策纵有千万，靶心其实只有一个：预期利润。
    不明白这一点，政策措施就会放霰弹，虽能命中目标，却不能命中要害，该着力的地方力不够，不该着力的地方乱用力，事倍功半而迁延时日。
    明白了这一点，应对之策俯拾皆是。问题只在于：如何立足国情，着眼未来。
    立足国情，要深刻把握本国经济深层次矛盾。
    当今中国，两极分化矛盾突出，无论基尼系数，还是工资总额占GDP比重，都表明得再清楚不过了。实际上，中国经济列车既要高速行驶，又要战胜危机，客观上须想方设法增加资本的预期收益，这将会进一步加大资本和劳动力这两者的不平衡。所以说，中国经济，危险在危机之后！
    为了阻止衰退，政府需要给社会经济总循环补血，补充方式无非两种：投资端注入和消费端注入。尽管对于GDP这一经济循环累积流量而言，最终效果都是一样的，但从消费端注入，即政府转移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一石二鸟，可以局部缓和贫富差距。
　　着眼未来，要大力提升本国再生产公共条件。
    清人陈澹然有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一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既取决于企业的个别生产条件，更取决于社会的公共生产条件。否则，一个企业技术再新、产品再好，今日停水、明天断电，出门就堵、上路便罚，竞争力也会消磨殆尽。所以，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职责，绝不是袖手旁观，而是为社会再生产提供一般的、公共的条件，包括人力资源再生产公共条件和生产生活资料再生产公共条件，诸如医疗卫生、科研教育、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这也正是中国4万亿元投资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