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既有增长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在当前,一直担任经济排头兵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外部需求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其高度依赖外需的外向型特色,已成为经济增长的烦恼。现在,中国经济非常有必要寻找一个契机,进行一次全方位、有系统、有远见的大调整。

　　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这个历史机会,可以说是不期而遇了。
　　在讨论这个大契机之前,有必要先看一看,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一是春运,二是农民工就业,三是农村消费。中国春运是近30年来中国特有的人口流动现象。每年有数以亿计的人次,在春节前后大规模流动,成为举世罕见的一大景观。这中间,低收入农民工是主体。而农民工一年一度在城乡间的大流动,把一部分城市消费延伸到了农村。这中间反映出什么问题呢？
　　看一看与春运、农民工就业、农村消费有关的统计数字,可以发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中,中国经济的效率与效益,在许多地方都是值得探讨的。据铁路部门估计,今年春运光铁路部门就要发送旅客1.88亿人次,同比增长8%。而目前中国的农民工约有1.3亿,其中有2000万人现在失去了岗位。农村人口约为7.4亿,但消费量却只占5.7亿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
　　这一组数据透露的信息是有点苍凉的。一方面,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沿海城市打工。这个群体基本上是技能偏低、收入偏低,主要依靠体能获得报酬的一般劳动力。在春节长假期间,他们很难在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中逗留,只能把比重不小的一部分收入,花在回家的春运路上;另一方面,农村主要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不仅影响了地区间的劳动力结构,同时也影响了农村的消费市场。使地区间的生产要素和市场要素的不合理配置更加严重。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增强国力,利用低廉充沛的内地劳动力资源,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外向型经济,以获取比较优势,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这是一种必要和必然的历史选择。那么,在今天,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接近2万亿美元,在发达经济体已经出现大面积衰退、外部需求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持续萎缩的情况下,更为关键的是,在大部分外向型企业已经陷入经营困境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如果不做及时调整,显然是不合适的。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大量农民工失业、农村市场消费不足,以及部分沿海地区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企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库存结构恶化,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当前经济面临的严重困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改变城乡间、地区间消费结构、生产要素结构不合理的急迫性。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变危机为转机,以引领中国经济走上内外需兼顾、以内需为主的内向型发展轨道。
　　从去年11月推出刺激经济的“十大措施”,到今年1月起陆续出台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计划,这中间,把眼光由外部转向内部,开发广大内陆地区、农村地区的消费市场,利用多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启动7亿多农村人口的消费潜力,正成为激活当前经济,并为下一步发展培育市场基础、建构新的生产结构、消费结构,布局未来30年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战略。
　　尤其对占GDP三分之一、税收贡献超过37%的九大重点产业,正在实施的调整振兴计划,很明显地突出了以内需为主、以农村市场作为突破口的内向型发展新思路。比如,首份推出的汽车行业调整振兴计划,就特别强调了对农村汽车消费的财政措施。而在纺织行业调整振兴计划中,也特别强调了积极扩大国内消费,开拓农村市场的指导原则。
　　综合分析最近3个月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一个明显信号是,中国经济的自主性调整步伐正在加快。这既是一次需要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救急之举,更是一次需要重新评估国内市场,发现不同地区禀赋优势,优化资源要素配置结构的战略安排。
　　而新的发展战略一旦完善,并持久实施,必将对中国的区域经济结构、人口流动、乃至解决春运、农村消费与就业问题等都有直接影响。
　　人们常说,中国有13亿人,市场巨大、潜力巨大。包括世界500强在内的诸多跨国公司、国际企业,都看到了这一点,都非常重视中国市场。那么,中国的市场,到底是谁的？中国的市场又与中国经济的演化有什么样的关系？特别是广大内陆地区、农村地区市场,与当地就业、财税、社会保障,乃至当地的经济要素的配置有什么样的关系？都是在擘画下一步新的发展模式时,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