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自由不等于肆意放任，金融监管不等于扼杀创新。美国次贷危机演绎至今，对于市场参与各方而言，这才是目前能够得出的最重要结论。

　　事实上，有关市场自由与外部监管的话题，始终是市场经济发展长期以来的一道难题。此次美国次贷危机把前者的风险演绎到了极致：投资银行通过眼花缭乱的“创新”技术，把信用度极低的房地产市场产品，变成了看起来收益诱人的金融产品。次贷产品所打造的光环有两个前提，一是房地产价格只能上涨不能下跌，二是利率始终保持在低水平上。然而经济周期永远是上下波动的，当价格飙升到了非理性时，房价的下跌就是必然的。
　　有观点认为，精于产品设计的投资银行，凭借所谓的金融创新让监管职能根本无法到位。因为即便是金融业内资深人士，甚至是产品创新者自己都无法读懂产品。由此，那些高高在上的监管者，又如何去监督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呢？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全面。事实上，美国房地产和金融产品的繁荣恰恰源于显而易见的监管缺位，其中的关键点就在于低信用贷款产品的融资结构设计：前三年低信用贷款买房者可以享受几乎是免息的超低利率，而三年后利率猛然间大幅提高。如此的金融产品设计，固然能够吸引大量没有购房能力的人买房，但同时已注定了三年后，也就是如今全球金融市场的崩盘。对于这一点，只要监管部门能够稍作缜密分析就可以看透其中的奥秘。可见，并非监管者不能，而是监管者无为。
　　次贷危机所提示的真正绝妙之处并不在于监管部门是否全能，而在于如何把控市场与监管之间的矛盾平衡。市场经济演绎至今，围绕这一问题每次嬗变的意义都不仅在于市场本身，甚至都意味着经济理论界的历史性巨大变化。
　　市场经济初创伊始，社会化大生产与自由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导致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并最终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的市场干预理论。凯氏理论认为，政府调控部门能够通过逆经济周期而动的政策，实现削峰填谷的市场效果。这一理论思路清晰，但落实起来却难上加难。何谓峰？何谓谷？如何相机抉择却不失时机？这些疑问始终困扰着凯氏理论的追随者。凯恩斯之后，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大行其道，该理论放弃了政府的干预冲动，仅仅要求货币当局保持适当的货币供给增速即可万事大吉。
　　单纯盯住货币供给总量的货币政策简单易行，却容易被市场所蒙蔽。试问，当下眼花缭乱的金融产品创新究竟人为地创造出多少货币，这些货币是否在央行的财务报表中有所体现呢？不久前，美国国会几经辩论通过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政策方案。表面看来，这一规模已是相当庞大了，但是有谁知道，美国涉嫌风险的金融产品相加，总规模在数百万亿美元之上，与之相比，救市资金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金融创新和市场自由的迷幻之处正在于此：过于严厉的监管只会造成过度干预，而放任其自由发挥必然会造成巨大的市场伤害。从凯恩斯到弗里德曼，次贷危机演绎了一个新的轮回。如何求解二者之间的平衡，才是未来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历史性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