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庭宾先生日前撰有《中国应允许创办一万家中小信贷公司》一文，其中论及：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国民储蓄率世界第一，长期高达40%，资金严重剩余，但广大中小企业资金严重短缺。我们应该像推广当年大包干一样允许全国创办1万家中小信贷公司。其意义有三：其一，立竿见影地扩大内需。假定两年内全国开办1万家中小信贷公司，每家雇100人，就可以新增100万个就业岗位，而这些就业人口大多是中低收入者，其消费转化率非常高。其二，将在短期内将目前民间50%～80%的年借贷利率降低到15%～20%，使中小企业重现生机与活力。其三，随着中国微观活力再现，将重塑资本市场信心。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和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把许多人的目光引向了中国的农村金融。然而，在“农村金融热”的当下，笔者要郑重提醒全社会，农村金融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鉴于中国农业的效率极其低下，如果过度迷信和发展信用式的小额高息信贷，而不是大力发展大银行的大额低息抵押贷款，农村金融的遍地开花将有可能不是农业、农民的福音，而反过来成为枷锁，弄不好甚至会演变成与美国次贷危机相似的金融乃至社会危机！
　　现在的情形是，截至2007年末，全国有2868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机构，约占全国乡镇总数的7%。农村现有的金融机构，也大都成为抽走农村资金的“吸管”。根据有关专家估计，各类银行机构从县乡村抽走的资金，近几年每年大约在3000亿元左右。
　　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无非两条：一是农业收益太低，农民不敢贷款，金融机构也不愿放贷。二是农村信贷金额小，管理成本太高。小额信贷的一个最基本生存法则，就是利息要求较高，否则难以为继，而中国传统农业尤其是种粮则是个高风险低收益的行业，如果支农信贷资金价格过高，无疑将与农业低效益形成强烈反差，二者不可能“成交”。因此，如果要从整体上保障国家农业和粮食安全，必须从国家层面大力发展政府补贴的政策性银行信贷和保险，而不能指望小额信用贷款。
　　一些信贷机构确实也在民间以1%甚至更高的利息小范围揽储，而放贷收益则一般不低于月息3%。但这些贷款的去向，却不会流到农村、农业，而是相当一部分由急于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做了进城的创业资本，真正流到中小企业头上的有多少，恐怕相关部门都还未掌握数据。
　　想想那些没有多少社会关系和技能的农民，做什么产业才能付出36%以上的年息后还能赚钱？在广东一带活跃着很多“跑业务”的进城农民，他们的任务就是“活动”一些工厂的采购员采购他们“代理”的产品，说白了是一起骗老板，运气好的可以把街上十元钱的产品卖到二十元，甚至一夜暴富；运气不好的十年八年的青春砸在里面而毫无起色，甚至也被各种采购员和假冒采购员骗，产品卖出去，款却回不了。如果遇到产业结构调整或经济的全面不景气，这些人的命运就更堪忧，其背后的小额信贷资金链条也将面临断裂的危险，弄不好就会演变成中国式的“次贷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正源自对低信用人群的高息贷款，而小额信贷同样是对低信用人群的高息贷款！现在这方面的问题还不突出，主要是小额信贷还不够发达，民间借贷也基本上只在亲友间进行。
　　发展小额信贷当然是大势所趋，但其价格的降低不能全靠市场的自然竞争来实现。我们还需要通过国家的金融力量，通过大力发展低息、高效、安全的农村抵押贷款来为小额信贷的价格“托底”，确保进城农民以较低的利息获得创业资本，也确保农村金融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