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召开的上海市经委重点产业项目推进办公室第一次专题会议上，上海市经委主任王坚表示，上海市将在确保完成全年最低1360亿元产业投资目标的基础上，聚焦重大产业基地的重点产业投资项目，聚焦中央在沪企业和工业园区的新增产业投资项目，聚焦现代服务业和都市产业的投资项目，努力保持产业投资平稳的增长势头，更大的目标其实是力争完成1470亿元、同比增长5%的产业投资。
　　在笔者看来，产业升级并不是靠政府投资简单刺激就可以完成的目标，东部发达地区经济转轨，很大程度上要靠当地制度要素支撑，如果管制严厉，市场准入门槛高，外加司法秩序混乱，产业升级肯定没有好结果，目前上海加大投资这部分对产业升级作用其实不宜高估。
　　事实上，以行政之手推动产业转移、升级必将阻力重重。产业转移和升级本是一种市场行为，珠三角的产业转移和升级也一直在进行，但近一年来，政府的行政力量骤然加大。这样做的后果是，一方面，产业转移并没有按照政府的意图进行。粤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众多的产业转移工业园的惨淡境遇就已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众多企业因政府的有形之手被迫外迁或倒闭，使得本地产业升级成了无源之水，极易造成产业空心化。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习惯于直接推动经济，这与官员任期制有很大关系，但产业升级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行政化官员任期周期与市场化的产业升级周期并不总是步调一致，两者出现冲突时，行政之手必须尊重市场规律。
　　目前，中西部地区经济数据全面“优于”东部，这说明产业的梯度转移以及升级正在加速进行。据发改委统计，上半年，西部、东北、中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均快于东部地区，上述四个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21.65%、21.39%、22.47%和21.10%。上半年，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地区投资高速增长，分别达到28.62%、36.36%、35.11%和22.08%。另外，从工业经济增速看，上半年，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四个地区工业生产增加值分别增长19.74%、19.06%、21.41%和15.73%。东部地区明显落后。
　　但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升级却不那么容易，它要制度变革等诸多“软”因素的保证，这涉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靠打破国有垄断经济势力、完善法治建设、解除行业准入门槛等诸多政府管制方可完成的目标，只寄希望于政府的威权力量促进升级换代，长期来看，不会有光明的未来。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且制度的变革与优化还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经济系统越来越复杂的形势下，利用制度变革与优化来降低复杂系统中行为的不确定性更显得重要。对于上海乃至整个东部地区来说，产业升级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制度变革。上海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做的不但有旧制度的改造，更有新制度的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