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倒把罪，一个带有浓烈计划经济时代色彩的名词，依然存活于我们的现实土壤中，“暂行”20年。而从更广义的范围来审视，我们许多冠之以“暂行”的法规，尽管内容早已不合时宜，调整手段已经过时，甚至已经与上位法存在冲突，但它仍然制约并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经济生活。（7月18日《人民日报》）

　　北京大学行政法学专家姜明安教授具体分析了类似“暂行”法规没完没了现象的内因：《暂行条例》没有“暂行”期限、计划经济的观念还一定程度地存在于部分公众的意识、在法规清理工作中缺乏认真论证，只看到《暂行条例》暂时的、局部的积极作用，而没有深究其多方面的消极作用；最后，我国尚没有建立让广大公民参与的对法规、规章提请审查和撤销的行政立法监督制度或司法诉讼制度。
　　其实，我以为以上种种内因，最根本的一条，在于法律“暂行”不止，就是民众权利限制的“遥遥无期”。铁路部门“一条生命300元”的过时规定大行其道、高温补贴区区几元的防暑条例“暂行”46年，都严重束缚了民众的权利诉求。值得注意的是，权力与权利在这种情境中，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分野：法规虽是“暂行”，但其所呈现的刚性却似乎难以撼动。而权利虽然更直接地指向民众需求，顺应时代文明发展潮流，却不能对不合理的“暂行”法规有一丝撼动。民众在“暂行”法规面前所拥有的只是权利的无助。
　　法律“暂行”几十年的背后，是某些政府部门对民众权利尊重的集体无意识。对法律“暂行”所带来的权力形势快感以及其中潜伏的利益寻租空间，使得“暂行”法规的生命力绵延至今。而这也体现出法律的工具化倾向，尤其值得政府警惕。
　　如果颁布与行使法律的权力主体都是某个职能机构，并且以维护自身的部门利益为最高准则，或者崇尚极端的法律实用主义理念，那么，“暂行法规”就难免独立于风俗习惯，甚至背离社会的道德共识。铁路上轧死一个人的赔偿还不如一头牛，如此颠覆常识的现象居然披上法规的外衣，就是典型的反证。
　　而当民众无奈地指望更高级别的部门施压，又因为权力博弈的复杂性与多变性，造成利益妥协，给“暂行”法规留有很大“擦边球”空间——有人给铁道部部长写信状告铁路餐饮不给发票，结果就是信中所提到的铁路段开始纠正，而其他铁路段依然“暂行”不给发票的老规矩。
　　如果不从法理上，不从法规正当性等层面，全面肃清“暂行法规”的生存空间，即使一个“投机倒把罪”消失了，还会有更多的过时法律干预我们的生活，影响中国法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