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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开始审议7部法律草案。其中，律师界翘首以盼的《律师法》修订草案引人注目。首次提请审议的《律师法》修订草案，明确规定了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不被监听。
诸如律师在场权、律师会见权、律师职业豁免权等，均为法治国家所普遍认可的权利形态，这些以律师权利为外在表征的具体制度，其实质却是不折不扣的基本人权，是公民权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早在《律师法》修订草案起草期间，本报就曾两度发表社论，为律师在场权、会见权提出建议。《律师法》修订草案确认并规范这些权利，是《律师法》的应有之义，是中国司法现代化的体现，同时，也是媒体及社会各界努力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广纳民意的共同结果。
《律师法》修订草案再次提交审议，也仍然需要立法机关一如既往、开诚布公地听取公众和媒体表达的意见和建议，这对完善法律以及保障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有效执行，意义非同平常。
就当下而言，也需要清醒地看到，根植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的律师制度，并非仅仅受《律师法》所调整，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律师权利的重视不够乃至有所受制，也出现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具体的部门法中。以律师的职业保障为例，尽管《律师法》对律师的权利作了详尽的规定，但一条“律师伪证罪”，让很多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噤若寒蝉，不敢越“雷池”半步。
刑法第306条所规定的“律师伪证罪”，又被称为“悬在律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正是在这个《刑法》法条下，许多律师对刑事案件选择了退缩和躲避，以至有的律师发出了“刑辩的路呀，为何越走越窄！”的叹息。这种现象的出现，又将使法律正义在现实中的实现，变得有些艰难。《刑法》将律师从伪证罪的诸多主体中单列出来，且在犯罪构成要件上并不明确，虽不能推测是否为立法疏忽，但在实践中，一些辩护律师因此很容易遭受职业报复。虽然律师出庭言论豁免与伪证罪通常情况下并无实质的联系，但在司法实务上，一些“犯事于东，获罪于西”的例子，使精于法律的律师不能不察。
所以，律师权利的保障除了法律的确认，还需谨防已为法律所认可的权利，被另一种权力架空。11年前的《刑事诉讼法》修订，在程序上对律师的权利有颇多尊重和确认，但随后，一些相关司法解释或法律解释分别出台，律师们如今抱怨的“会见难”、“取证难”、“阅卷难”等现象逐步显现。
今天的《律师法》修订，仍将面临11年前同样的困境。
要化解这样的困境，就应将《律师法》的修订，及与律师权利保障息息相关的《刑法》修订、《刑事诉讼法》修订，在整体上加以考虑。律师权利的实现，实则牵涉司法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律师法》因全国律师协会的积极参与，于律师职业保障上有突破性规定，在意料之中。《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同样应积极吸纳律师的参与，建议人大在利益相关者能充分博弈的基础上，尽力实现“控辩平衡”，保障《律师法》修订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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