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今天，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和理解，也往往停留于单个或多个标签的组合。有些标签是文化意味上，比如法国=浪漫，也有政治和经济维度的标签，例如美国的市场放任和选举民主，英国的贵族与民主相叠加的传统。
为什么西方会在整个近代和现代，超越东方及其他其他大洲和文明，掌控霸权，也成为文明价值的引领者？不少人认为这是源自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传统的袭传。这种观点也很容易更进一步的变异为西方文明（文化）优胜论。问题是，为什么近现代乃至当代，把古希腊、古罗马传统发挥得最好的国家，并不是希腊和意大利，或者距离更近的德国、法国、西班牙，而是地理距离相对最远的西方国家——先是英国，再是美国？
无论是西方价值的赞赏者，还是批评者，在谈论他们所指的西方时，还不免陷入一种静止化的观点，即所谓英国在光荣革命后，突然就变成了他们所认为在方方面面拥有优越制度的国度；而美国打赢独立战争后，就一直实行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各项政治、文化和经济制度。有些人很可能会争辩，自己并无意把几个世纪前的美国和英国说得如此完美，却无法回答，在评价18-20世纪的中国时，拿出的参照物是21世纪的美英这样一个问题。
法国走出大革命的恐怖传统，至少历时一个世纪，这个国度的暴戾和野蛮，更可以认为是在一战付出惨痛死伤代价后，才得以彻底消褪，从而使得二战打响后，骄傲的法国人迅速拜服在纳粹德国的旗帜下。而英国的大众民主，是在从光荣革命起，之后的两个世纪的政治和社会演进中，一步步添加完善的。至于美国，一个刚开始建立时设计为邦联制的国家，强大的国家机器甚至要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改革，以及之后的罗斯福新政，才得以建构完备。如果我们参阅法国、英国、美国各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重要观点，就会发现与而今版本都存在不小的差别。
中国1840年被打开了国门，这是一场空前的危机。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准备采用过去王朝更替的经验，消化外部冲击，但很快发现，这一套行不通；接下来就是引进国外的先进军备，却仍然不足以让国家强大，还要有军事和通译人才，还要懂得按照西方国家倡行的规则处理内政外交问题。“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兴起，其实这已经对当时中国的儒学传统带来突出冲击。为什么西学支撑下的西方，会在军事和政治领域领先中国如此之多？以儒学经典培养的官僚在外敌面前，为什么显得那样不堪一击？
儒学传统的内在价值与西方的实用技术未必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事实上，在当代世界，思想、文化传统与新技术的融合，这样的国家样本并不缺乏。中国洋务运动的真正悲剧在于，洋务派秉承坚守的儒学传统，其实只是先师圣人的只言片语，只是儒学传统在当时的各种纪念和制度形式，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内在价值。这正是中国的近代摸索无比艰难的主要原因。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人博在所著的《中国的近代性：1840-1919》书中，就谈到了洋务派的尴尬。他也指出，洋务派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不经意间创造出改革带来的社会文化结果，开启了对儒学传统的批评（尽管而今看来，这些批评未必准确，多出自对西方的肤浅认识），借助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民本”思想，将“民主”理念和概念引入到中国。
《中国的近代性：1840-1919》这本书全面深入的回顾了中国近代历史上，几代人为了救亡图存，应对解决数千年未有的新型危机，而从扬弃、引进、融合、再造思想理念和政治传统角度展开的探索。而这正是王人博所说的“近代性”的过程。书中重点讨论了洋务运动、辛亥运动、国民革命、五四运动等几个奠定中国近代性、近代化特征的时期，中国思想界发生的观念和理念变化。
正如前面提到的，无论是哪一个西方国家，政治体制和思想传统都并非长达几个世纪不发生变化，中国的旧有知识阶层和转型时期的进步知识阶层，各自最为突出的问题就分别在于，前者错误的坚守了儒学传统的一些外在形式，而非其价值内核，这种认知失衡后来在五四时期也表现得非常突出，进步者将儒学传统的所有文化价值都认定为“吃人”的糟粕要予以舍弃；后者的问题，在于对西方传统和现实的朦胧式、简单化认知，因而不断提出牵强武断的救国药方。我们从这本书第二部分“西方的诱惑”就可以看到，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还是与之对峙的革命派，对西方政治和文化的认知，都停留于几部经典著作的叙述而非活生生的制度及其运转。这不免使得改良或革命追求，或陷入乌托邦化。
辛亥革命前后，立宪党人、革命党人内部其实有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当时不具备共和条件。这个论断在当时的西方观察家来看，似乎并不能定性为保守和愚昧。但有着革命或立宪热情的人们，更愿意得出一个简单的推论，即中国实现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或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就可以马上换来自强和富足。这种愿望在后来很快落空，又使得曾经的理想主义者转而变得相当悲观。事实上，辛亥革命后，国民党不情愿的将总统职位交予袁世凯，改动《临时约法》，创造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政体框架，这是实质上的背约行为，很难想象在英国或美国会有类似的政治算计，也使得约法和民国政体本身得不到袁世凯等北洋军人的尊重。
王人博一针见血的指出，五四运动的缺陷，不是反传统多么激动，而是只以“时代性”为唯一尺度，以为扫除了他们所认为的文化糟粕，腾出空间，就能够装入西方文化的精华。在对待民主、科学、宗教等问题上，五四人的倾向同样如此。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急功近利思维方式得以延续的产物。因为这样的肤浅、轻率和轻慢，才使得民主、科学等舶来品似乎对于救亡图存都毫无价值，才使得近代性的摸索和建构，始终无法成行，之后的一代人彻底的转向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