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究竟在关心什么,经济学家会讨论什么,聚到一起时,他们又将争论什么?《好奇者的经济学》可以为经济学、公共政策的爱好者打开一扇窗口。这本书由1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全球顶级经济学家参加诺贝尔奖得主林道大会的主题发言汇编而成,覆盖了经济学、公共政策的多方面热点议题。
诺贝尔奖林道大会始于1951年,每年夏天举行。2004年起将经济学也纳入了会议讨论范畴,此前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参加过其他学科的林道会议。诺奖得主、尚未获奖但已经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的各国新秀、其他学科的顶级专家通过林道会议,开展讨论、辩论,由此促成思想火花,让与会者接触到难忘的经济学各领域研究成果(新知识和新理念)——而这反过来通过出席会议的经济学家们,影响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公共政策调整。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后来的欧债危机的发生,让相当一批经济学家颜面无存。危机过后的政策重整,也引发了经济学界更为激烈的争论。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萧条年代另当别论》一文中,就经济萧条期的公共政策为何需要突破传统经济学限制,给予了介绍。克鲁格曼强调,一些经济学家所称萧条期内企业通过减薪可以减少裁员的想法,只是纸上谈兵,他认为当利率降无可降,降薪会使得物价和收入随之下降,但实际债务还在攀升,这会进一步刺激需求萎缩,从而进一步拉低就业率。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在谈及金融危机时指出,冒险家和主张放松乃至取消监管的经济学家事实上都违反了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基本观点。但弗农·史密斯对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政策解决金融危机的效用的看法,就与克鲁格曼截然不同。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彼得·戴蒙德的观点,则与克鲁格曼更为近似,即认定从小布什到奥巴马政府的救市刺激政策仍显不足,从而影响了就业和经济复苏。
另一位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彼得·戴蒙德关心的是大衰退及后危机时期的失业问题。他援引已故的喜剧演员阿伯特和科斯特洛调侃经济学、美国经济政策的段子指出,官方失业人口统计中只包含积极寻找工作的劳动群体,但实际劳动人口确实由字面意义上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人,其中有已经放弃了工作念头的人)和就业人口构成的。失业率测量方法的问题反映出美国统计部门对人力资源的利用率、浪费率重视不足。通过对美国不同月份职位空缺数量变化的分析,彼得·戴蒙德探讨了就商业服务过剩问题及其带来的高失业率问题,应开展的价格调整思路。
未来全球经济将出现怎样的走向,能否从历史发展找出某种启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德鲁·斯宾塞从经济史角度强调了变化的绝对性,但也指出,经济的长期增长有着许多固定因素,比如技术进步,中国和印度近年来的崛起则证明了市场规模的重要性。他认为未来全球经济格局将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的自然资源基础影响。
这本书的其他章节阐述了公共政策、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可以使用经济学工具进行分析的其他热点问题,包括公共政策的连贯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应当如何确定耗竭性自然资源的开发周期以避免在新兴能源大规模投入商业利用前现有资源耗竭、养老保障政策的改善,等等。在这些章节,诺奖得主用尽可能通俗而非经济学专业化的术语和方式,言简意赅,阐述了自己对特定问题的观点,对于读者理解这些问题并由此展开更为深入的学习阅读提供了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