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输了比赛。可惜，输给的对象不是人，而是一部机器，确切地讲，是一台由IBM团队开发的超级计算机“深蓝”。比赛结果出来后，成了当时的大新闻，人们集中关注两个信息点，一个是“机器竟然能像人一样能思考了”，另一个是“国际级大师怎么就输给了机器”。然而，许多人包括卡斯帕罗夫，他们万万没想到，
10多年后，一场由人类与机器的“马拉松赛跑”早已开始，而且，机器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
凯文·凯利（Kevin
Kelly），《失控》、《科技想要什么》等书的作者，《连线》（Wired）杂志的创始主编，这位“互联网预言帝”在2013年某期《连线》杂志上曾撰文，人与机器分工合作的时代已经到来。当下，机器人做高生产率的重复性工作，人可以多“浪费时间”在实验、玩、创造和探索上。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说的机器人，并不一定是机器“人”或
“人形机器”（Humanoid Robots），它们可以泛指生产流水（装配）线、机械臂等。“机器将继续巩固在制造业中的地位。一旦机器人替换掉流水线上的工人后，他们将取代仓库中的工人。比如机器人能整天举起150磅的物品，并找到箱子将物品分类、整理并装载至卡车。果蔬采摘也将继续机器人化。药房也将由单个机器人分配药品，而药剂师只需关注患者咨询。”凯文·凯利在文章中写道。按照他的观察，机器人有三个进化阶段。阶段一，机器普遍进入重复性、程式化、需要高耐力和长时间专注力的行业，逐步取代大量的低技能工人；阶段二，机器人进入服务业，人与机器人比例接近N：1（N<10），人类开始懒惰，部分机器人觉醒；阶段三，机器具有“智慧”，成为一种比人类更高级的“第七种生命”，届时，人或许将丧失食物链顶端绝对主导权。
在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这里，他预测机器智能超越人类的时间点是在2045年。库兹韦尔是奇点大学校长，谷歌公司工程总监，其伟大的构想和发明常被誉为“爱迪生的合法继承人”。他是个典型的技术乐观主义者，代表作品有《灵魂机器的时代》、《奇点临近》、《如何创造思维》等。在这些著述里，库兹韦尔一再强调21世纪将是智能机器的时代，人类和机器将难分彼此，人类将不再是万物之灵。类似的观点，在库兹韦尔的同事，也是奇点大学联合创始人之一的彼得·戴曼迪斯（Peter
Diamandis）的书中得到了响应。在他和斯蒂芬·科特勒（Steven
Kotler）合著的《富足》一书中，他们提出一个论断：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无限计算能力、数字制造、纳米材料、合成生物等在内的指数型增长的科学技术，将使人类在未来20年内获得巨大的成就，而这些成就将要远远大于以往200年所取得的。不久之后，我们就能够满足地球上所有人的基本需求了，而且很快就能更进一步，“富足时代”已然触手可及。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或者说，技术真能解决一切，包括隐忧吗？对于这个问题，意见领袖从来都是立场各异、观点鲜明，当然也常常各执一词、不相上下。例如在最新出版的《谷歌化的反思》一书中，作者希瓦·维迪亚那桑就警告世人：要防止技术原教旨主义，要智慧和警觉地数字化生活。这组名单还包括尼古拉斯·卡尔、杰伦·拉尼尔、劳伦斯·莱斯格、吴修铭记等。时下，在这个阵营里又多了两名成员，他们是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两人均来自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从事数字商务经济的研究。他们曾联手合写了《与机器赛跑》一书。
在书中，他们所担忧的恰恰是在乐观派这边看来有点“杞人忧天”的。埃里克·布林约尔松和安德鲁·麦卡菲指出，技术在加速进步的同时，机器（硬件、软件和网络）大有取代人工岗位的趋势，并且这股趋势在加剧。不过话说回来，从目前状况来看，这些岗位仅限于重复性、程序式、机械化的一些工作。但长远来看，一旦机器具有生物化，具备更高段位的智能，除了制造生产领域，在更多方面代替人类也未尝不是可能。其实不少影片都描写了这样的未来，如《我，机器人》、《黑客帝国》等。届时，人类与机器仅仅是“赛跑”谁快谁慢的问题，更是关乎到谁将主导世界的“存亡”之战。
不过即便如此，要说布林约尔松和麦卡菲就是“悲观主义者”也过于草率。他们在书中写道：“对技术及其影响，我们绝非悲观主义者。事实上，这本书原本想要论述的是，当代技术造福全世界。我们还为它想好了书名，叫《数字前沿》，因为我们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技术进步和创新开辟出大量新的疆域画面。”
的确如此，两位作者汇集了一系列数据、案例和论证，证明了数字技术的大多数影响是积极的：数字革新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商品价格（甚至免费，互联网惯用的商业模式），以及增加经济总量。事实上对于这个论点，两位在合作完《与机器赛跑》之后的两年，又合著了《第二次机器革命》一书。在书中，他们讨论认为，第一次机器革命时代是18世纪末期伴随着蒸汽机诞生的工业革命，第二次则是今天数字化生产、人工智能机器。如果说上一次革命是人类控制机器，对劳动力是种“互补”，那么，在第二次革命中，人与机器则是“替补”关系，谁取代谁还是未知。不难发现，该书延续了《与机器赛跑》一贯的主张，并加以深化和升华。
问题是，在与机器的竞赛中人类如何才能获胜？两位作者提出了19种具体行动策略。但身为管理学者，他们把希望主要寄托在人力资源管理、组织机构创新上面，但靠它们就能胜过机器。我看未必。与其如此，倒不如敞开心态、拥抱变化，试着与机器合作（而非对立），适应机器（而非控制），在一种新生的关系中体现人类使用机器的价值。这好比是“协同进化”，未来，人类不仅要与大自然这样，也要与机器如此了。欢迎进入这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