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裤子的膝盖处总是将我出卖。你或许曾在拥挤的游乐场的沙箱里看过这样一个游戏场景：小孩儿低声模仿着玩具卡车引擎的声音，把卡车推上斜坡，然后卸下一堆沙子。我就曾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小时候在奥马哈自家院子里玩孩之宝卡车，常常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最爱的是下雨过后，院子里满是泥巴，这时候我会在泥巴里把裤子膝盖那里弄得脏兮兮的，还玩得不亦乐乎。直到今天，每当我结束在世界各地的农业项目考察回到家里，妻子德文都会笑我那沾满污渍、磨损破烂的裤子的膝盖处。因为我每到一个地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跪下来，抓一把当地的泥土，用手搓一搓，感受它的质地和有机成分，而且我会筛选并分析土里正在生长的作物的根茎。
我必须了解泥土和土壤的区别。
很多人以为，我们家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我们就注定要成为农民，而我父亲打破了这个成见，从事了金融业。1869年，我的曾曾祖父在内布拉斯加州开了一家杂货店，但是我从来没有和我的任何一个亲戚有过关于务农方面的对话，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父亲投资了奥哈马北部400英亩的土地，也就是之后我从他那里租来的那片地。
我觉得自己的第一职业是农民。每到耕种或收获季节，我坐在拖拉机或收割机上，那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刻。
我18岁高中毕业的时候，还没有想好是找工作还是继续念大学。我在高中表现很好，成绩很优秀，是辩论队里的明星，有跆拳道黑带，但是进入大学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以后该何去何从。一开始我去了南达科他一个小型的私立大学，因为我有两个朋友也在那儿读书。读了一年我就觉得念不下去了。于是我想去日本学习松涛馆空手道（Shotokan）来辅助我的跆拳道训练，但是父亲对此并不赞同。
我当时既焦躁不安，又对事物充满好奇，当我得知世界海上学校（World Campus
Afloat）要从加州的查普曼大学出发，我很是感兴趣，随后报了名。这个海上学期（Semester at
Sea）让学生可以一边乘坐游轮周游世界，一边学习专业知识，并游历诸如摩洛哥、南非、印度和中国台湾这些地方的港口。那次的经历从很多方面改变了我的一生，也预示着我今后会开启更多的旅程，它让我对旅游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但是当我回来之后，我仍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我去了普查曼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回到了奥马哈，因为我对金融和投资都不感兴趣。一次，我在奥马哈偶然看到一个人操作着前端装载机在进行建筑施工，我似乎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我心想：“这才是我想学习的，说不定还有人愿意付钱让我做这事。”
当我的好奇心被调动起来后，我整个人就像着了魔一样。我知道一个叫弗雷德·霍金斯（Fred
Hawkins）的人在奥马哈有一个大型的建筑公司，我给他打了电话，问了问我可不可以当面和他聊一聊。他自学成才、白手起家，一手打造了一个了不起的公司。我走进去自我介绍了一番，然后说我想跟他学习使用推土机和其他大型设备。他一副冷漠的样子，直愣愣地看着我说道：“孩子，你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和我的伙计们一起工作你肯定不能忍受超过5分钟，你还是走吧！”他听到我是巴菲特的儿子才给我机会和他交流，但是又因为我的这个身份把我赶了出来。
我想他并没有恶意。如果你是像巴菲特这样的名人的孩子，那么你也会习惯人们对你是谁做出他们理所当然的判断，而不会花时间去了解你本人。我猜华尔街那些著名的财务主管和好莱坞明星的孩子周围应该不乏类似经历的朋友，但是作为生活在奥马哈的巴菲特后代，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奥马哈有很多了不起的人，但是在这里，你轻而易举就可以猜到别人怎么看你，别人对你有什么期待。有的时候这很公平，有的时候却不公平。我知道和地球上数十亿人每天面临的痛苦和挑战相比，我受的这点儿委屈算不上什么，但是当时我还年轻，更渴望别人通过我的优点——而不仅仅是出身——来评价我这个人，所以我还是很愤愤不平的。
离开弗雷德办公室的时候我内心很受伤，心想走着瞧吧，我会让你刮目相看的。于是我又去拜访了另一个从事建筑的伙计，我从朋友那儿听说过他，他叫弗兰克·蒂茨（Frank
Tietz）。这一次我说道：“伙计，我想学怎么操作履带式滑移装载机。”他回答说他不会录用我，因为我没有任何经验。我问：“如果没人雇用我，我怎么会有经验？”当然我知道这也不能怪他。
我于是建议道：“我免费给你打工一个月怎样？”一个月之后，他再决定是否继续雇用我，我以为这个提议肯定行得通。
“不行，不能这样做。”弗兰克回答说，“我的伙计们不会喜欢这个主意。”
“他们怎么会关心这个？”我问道。
“你免费做的工作，本可以是他们拿报酬做的工作，你抢了他们的饭碗。这可不行。”
我没想过这点，所以只能垂头丧气地离开他那里。然后我又给我另一个朋友打电话，他叫比尔·罗伯茨（Bill
Roberts），有一个挖掘公司。我问比尔：“如果我自己购买设备，你可不可以把那些你不想接的活儿介绍给我做？”
比尔说可以。
我懵懵懂懂的冒险终于开始加速了：我快速地阅览各种报纸，并且找到了一辆卡特彼勒955K型号的前端履带式装载机，价格为
16
500美元，和其他打广告的履带式装载机相比起来要便宜一些（当然一分钱一分货）。我从负责我们家银行业务的人那里借了2万美元，因为我知道父亲不可能会借我这笔钱。
比尔·罗伯茨又帮我把装载机拖到了我的第一个施工现场，一个朋友想在那里挖一个地下室。我觉得这是开启我施工生涯的绝佳地点。那一天，我在洞里施工，四周的墙壁倾斜，坡度很陡，幸运的是我把装载机停在了比较安全的地方。我停止了手头上的工作，因为我知道比尔也在某处挖一个地下室，所以我花了几个小时去观摩并学习他是怎么做的。回来之后，通过反复的尝试，谢天谢地，我终于知道怎么把墙壁和地面弄平整了。
比尔真的很够朋友，他介绍了很多小项目给我，还常常用他的拖车帮我把装载机运到施工现场。没多久，我就觉得我需要一部自己的拖车，这样我就可以自己拖运我的装载机。我拜访了一个叫哈里?索伦森（Harry
Sorensen）的伙计，他自己也会操作重型建筑设备，曾在得克萨斯州开采石油。我问他：“你可以帮我造一部拖车吗？”
“没问题。你能先支付我3 500美元的订金吗？”我已经赚了些钱，所以就给了他订金。
6个月后，我还在麻烦比尔用拖车拖运我的装载机，其间我一直跑去问哈里拖车的进度如何，他总敷衍我说：“还没弄好，几个星期之后再来吧。”最终我受不了了，说道：“哈里，请退回我的3
500美元。”他回答：“我没有这笔钱了。”
“什么叫你没有这笔钱了？”
“我这儿有台别的设备，你大概用得到，就是这台拖拉机，你可以把它卖了，也可以自己用。”后来我知道，那是一台1958年的明尼阿波利斯–莫林（Minneapolis
Moline）5星拖拉机。就连我都知道它根本不值3
500美元，但是我还能怎么办呢？他已经花光了我的钱，我又得不到我的拖车，拿走这台拖拉机是我挽回点儿损失的唯一方法。当比尔得知我现在有两个设备需要借助他的拖车来拖运时，他笑了。
我开始用这部拖拉机干些活儿，没多久它的传送装置就坏了，我把它拖到经销商那里修理，修理费居然要3
500美元，这台拖拉机最多卖1 500美元，在它身上花7 000美元简直是疯了。
我四处询问，最后找到了奥托·文茨（Otto
Wenz），他是个修理设备的天才。我告诉他，“我这台拖拉机的传送装置坏了，而且我的预算有限。”他很快就修好了，还不收我的钱。我问他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他说，他的几块玉米田需要用圆盘耙耙一下。也就是用一种带有凹刀的工具把作物残茬儿切碎掩埋、深松，然后平整土地，目的是把地上的土块弄松，将杂草切碎。我从来没有种过地，但是出于对奥托免费修理拖拉机的感激，我还是去了他的农场，他的儿子韦恩也在那儿，我们把一个圆盘耙勾到他的迪尔6030拖拉机上。我在烈日下开着那辆大拖拉机，韦恩告诉我耕种的各个步骤，我很享受这一切。而且，我不必在洞里尝试把土墙弄平。我突然感觉，“这比挖地下室有趣多了。”
我一下子对农活儿充满了兴趣。有一天，我在地里一直工作到最后，天色已暗，奥托的旧拖拉机是没有驾驶室的，射灯的照明也很糟糕，我们一直在梯田上工作，当我弄好一片地之后，我心想：“只剩最后一片地了，还有时间，我干脆做完算了。”当我耙了5分钟左右的时候，我看到一辆轻型货车向我冲了过来，车头灯在疯狂地闪动。我停下了手上的工作，韦恩跳下车向我跑来。“快住手！你耙的这块地我父亲已经种了玉米了！我马上把播种机搬过来，重新播种，他应该发现不了。”
想想也有趣，有时我们注定要走的道路总是充满了混乱、挫折和错误，然而任何值得去做、值得学习的事情都含有这些元素。奥托、哈里、韦恩，和一个叫弗朗西斯?克兰施米特（Francis
Kleinschmidt）的农民以及我在那之后认识的一些人，都或多或少地促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如果哈里当时给我做了一部拖车，我或许已经成为奥马哈的推土机之王，从此也和务农绝缘了。如果我的拖拉机没有坏，我就不会遇到奥托，之后也不会碰到像弗朗西斯这样耐心的伙计教我务农的基本知识。
在和世上不同的人沟通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成功人士都承认，他们一旦决定要做一件事情，就会全身心投入其中。他们不会因为可能会犯错而畏首畏尾。在找到最适合的职业之前，他们可能已经尝试过几个不同的职业。为了充分利用这40次机遇，你时不时要做一些你不一定会做的事情，犯一些错误，然后从头再来。这是个简单的道理，但是很多人都害怕改变（农民是最排斥改变的人）。如果你觉得你对一件事很感兴趣，不要多想，放手去做。
在接触农活儿之后，我离开了奥马哈几年，这期间我常常想起当时在地里干活儿的经历。1982年当我再次回到这里时，我已经有了一个妻子和4个继女，我要开始养家了，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租地来耕种。我喜欢待在农场，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和除了南极洲之外的其他大洲的数千名农民都有过交流。
当我的儿子HWB还小的时候，他会抱着枕头和我一起坐在驾驶室里，我用录音机放他最喜欢的迪士尼电影原声带，就这样与他共同度过几个小时的欢乐时光。我会让他掌控方向盘，教他认一些动物，并告诉他一些农业常识。如今，他经营着奥马哈的一片我父亲买下的耕地。他不像我一样喜欢大汽车和泥土，但是他熟练掌握了电脑技术和GPS（全球定位系统），美国如今有如此大规模的农业也是有赖于这些技术。他有一次从华盛顿飞往奥马哈，在飞机上给我发了封邮件，告诉我他刚刚在35
000英尺的高空上用黑莓手机和飞机上的无线网络把中枢灌溉系统打开了，足见他是多么精通高科技设备。我是那个在沙箱里玩儿玩具卡车的小孩儿，而HWB是你在停电后指望着能够把录像机重新编好程的那个小孩儿。
农民比他们表面看起来要多元化
显而易见，我走上务农这条道路的经历并不具有代表性。我儿子喜欢务农的原因和我不一样。但是我不确定美国的多数人——甚至是那些想要出台农业政策或是应对全球饥饿问题的政府机构和组织——知道世界上数亿农民的耕种经验是多么的千差万别。我很少见到既是农民，同时又是伟大的经济学家、杰出的学者，或是夸夸其谈的政客的人；反过来亦是如此，很少有人身兼这几种身份，然而尽管如此，还是没能阻止后者中的一些人对某一特定地区的农业生产问题指手画脚，虽然他们完全不知道在那儿耕种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农民的思路。
美国的农民可谓占尽天时地利，原因有几个。他们可以使用美国广袤、平坦、土质良好的耕地，这些耕地位于我所说的“肥沃地带”，即北纬30度到45度之间的区域。美国大陆的48个州大部分都在这个肥沃地带之内，气候适中，土质优异，是全球最多产的耕地。美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得天独厚，而且土壤基础好、设施完善，还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和研究数据，这些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我们早在18世纪初的时候就对农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那时，90%的人口都以农业为生。我们早期的总统，包括乔治?华盛顿在内，都是农民，他们都非常关注农民的切身利益，以及如何提高产量。很早我们就建立了一套土地使用体系，使得每个农民都以一种可靠和稳定的方式与其土地联系了起来，这就鼓励农民投资和开发土地，也允许他们利用土地进行赊购。美国农业部建立于1862年，同年，《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通过，农工学院相继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政府对这些项目、大规模的研究和其他重点基础设施（例如城市电力、公路、铁路等）已经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投资，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使得农业生产率在接下来的40年里增加了2倍。
现在，不断发展的研究和技术革新使农民能够进行更大规模的耕种，这在几十年前还是无法想象的。卫星导航的拖拉机、收割机和施肥机能够根据每平方英尺的作物所需营养的实时评估，在那1平方英尺的土地上释放所需的养分。1926年，1个美国农民可以养活26人；而如今，这个数字变成了155人。
这些农民有专业技能和资源来使用最精密和最复杂的技术——我们必须继续支持他们。食物生态系统包罗万象，非常复杂。如果美国玉米歉收，那么全球玉米价格可能会因此上涨，从而加剧全球饥荒；而如果其玉米丰收，剩余的玉米可以被快速有效地用于地震后的灾后救援工作。世界人口在不断增加，农业生产率也必须不断提高。美国的农民现在生产着世界上20%的粮食。但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当美国最大化其耕地生产率之后，它同时也在拯救其他地方脆弱的生态体系。
即使在我的家乡迪凯特，一个耕地资源丰富的美国中西部城市，那里的人们也没有意识到在过去30年里，家乡的农业会有如此大的变化。我们有成百上千英亩的玉米和大豆耕地，然而我还是遇到过很多当地人，他们认为耕种活动仍然停留在民间小作坊的经营模式上。几十年以前，这里有很多面积约几百英亩、规模适中的农场，每个农场可能雇用了一户农民家庭，或许还有其他几个人。而现在，这些农场动辄上千英亩，由越来越少数的农场主经营着，他们只雇用几个工人，更多的是依靠更大型、更精密的机械设备。这些设备穿梭于耕地之中，高高的杆子上装有GPS接收器，让农民不用亲自下田就能自如地操控设备，可能只需要在播种或收割的季节多请几个帮手，但是总体而言，自动化和机械化的程度是非常高的。
这是美国的一个极端，其另一个极端是，一些小量生产有机作物的农民正在使用各种低影响的绿色科技，引领着有机运动和“购买本土农作物”运动，而且这些农民的队伍还在不断壮大。这方面有分量的研究和技术不少，我个人也很支持。我认为我们应该在每个领域、每种规模上都进行多种尝试。我所见过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示范田之一就位于宾夕法尼亚的罗德学院（Rodale
Institute），几十年来，那里的科学家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做实验，试图研发能够保护和提高土壤质量的更高产的有机耕种方式。
我一向坚定提倡要更好地管理土地，后文中也会详细提到这点。然而现在我要说一个可能不讨喜的观点：饥饿问题每天都折磨着近10亿人口，以我们现在的耕种规模，依靠有机农业是不能养活所有人的，那样做挑战太大。一些重灾区的条件太恶劣，不能仅仅依靠有机农业，而且有机农业需要农民接受大量的培训和不间断的管理，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做特定的维护。我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不论是美国最大的商业玉米农场，还是危地马拉或加纳一户贫穷农民家周边的一小块土地，其土壤质量都是至关重要的。提高土壤质量的方法包括覆盖作物、轮耕和减少使用耕作技术，这是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种规模的农田都能应用的方法。然而，到头来，要为全球将近10亿人口解决粮食问题还是需要向不同规模的农场推广最佳实践，并通过因地制宜来获得成功。
小农户的金字塔
当谈起全球饥饿问题，每个农民都有自己的角色。显然，商业农民的角色和小农户的不一样，但是世界粮食生态系统需要每个地区的每个角色都有合适的、聪明的演员来扮演。在饥饿问题上，我最关注的是自给农民，世界上有很多人致力于解决全球饥饿问题，他们的初衷和想法都是美好的，却误解和忽视了自给农民。
2008年，我在埃塞俄比亚南部这个备受干旱和饥荒折磨的地方遇到一位妇女，她的名字叫阿达尼克·瑟发。那次，我一如既往地带着我的相机，拍了一张她和她12岁的儿子纳吉瑟坐在一个食物分发点地上的照片。这张照片提醒着我们，必须找到一种长期的可持续的方式帮助这些人。照片里，她的眼神空洞而又痛苦，儿子的胸腔凹陷，肋骨根根分明，腿非常细，以至于膝盖看起来像个大肿块。
阿达尼克告诉我，她有1.25英亩的土地，但是已经有两个季节不能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喂饱一家上下11口人了。她去那里是为了得到点儿食物援助。以前她养过鸡，不过它们病死了，也有可能是因为干旱。她没有办法储藏粮食，当我遇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卖了最后一只山羊和一只绵羊来购买食物，然而因为持续不断的干旱，当地的粮食价格极高，所以她几乎什么都买不起。
我知道粮食援助可以帮她撑过下一周，或许下个月。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粮食援助是让这些人活命的关键。但是每个人都知道，粮食援助不是长久之计。那么，我们如何找到一个长久之计呢？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到像阿达尼克这样的农民获得一个可持续的粮食来源和收入？
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还有上亿像阿达尼克这样的人，他们没有一个关于自己是如何“选择”务农这个行业的有趣或是离奇的故事，完全是迫于生计。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这些农民多达5亿，他们采用最原始的耕作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它们所需的80%的粮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使用拖拉机或收割机，也不会用“地球的管家”这样浪漫和崇高的字眼来形容自己。他们很难种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家人，一场干旱或者一种害虫或病毒的侵袭就意味着他们要丧失一个或者多个小孩儿。他们就是在这样异常恶劣和极端的条件下，使用最原始的工具和低劣的种子进行农事活动的，别无他选。
虽然有政府、投资者和好心的慈善家提出了一些体系的构想，但这些体系只适用于美国等产量高的农业环境，对于那些有很多像阿达尼克这样的自给农民的贫穷国家，却完全不适用。要想让这些国家具备大规模、高度机械化农业生产的条件，就意味着要花费上万亿美元对其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花几十年时间培训人员和发展农业生产能力。在非洲，要想实现整个大陆大规模的耕作，就一定要有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公路和水资源管理系统，而光是打造这个系统就需要54个不同国家政府的支持，而这54个国家中的大多数，都没有将每年支出的10%用于发展自己的农业，虽然农业关系到民生大计。
我们基金会针对非洲农民做了一项分析，把他们分为3类，可以用金字塔来打一个比方：在金字塔的顶端，是不到5%的非洲精英农民，他们是商业农民，有足够的土地和产出，能雇用劳动力，买得起优质种子、除草剂、杀虫剂和化肥；有灌溉系统，能获得贷款，有销售农作物的市场渠道。他们在非洲的地位非同一般，一天能吃三餐，而且吃的一般都不是自己种的粮食。
比金字塔顶端的规模略大一点的第二层，是我所说的“稳定的”农民。他们中大多数人吃的是自家产的粮食，虽然他们也经常卖点儿作物，来补贴家用。他们或许会有一些小型的粮食储藏系统，如此一来，就能囤积一些粮食，等到价格比收获季节高一些的时候再卖出。他们通常一天吃两餐，一些人的小孩儿也许会去上学。
位于金字塔最底端的大约90%或以上的都是“脆弱的”农民，阿达尼克就属于这一类人。这样的家庭一天吃不上两餐，大部分的收入来自于农场工作，每天的生活费一般低于2美元。他们没有设备，无力饲养大型动物，只能使用未经培育的种子（这会减少农业生产率），也没钱买化肥和杀虫剂。他们种的粮食几乎仅够自家吃，就算还有些剩余的，也没有地方储藏，只能在价格最低的收获季节卖掉。他们靠天吃饭，大多数小孩儿不会去上学，身体也不那么健康；家里务农的主力通常是妇女。
此时此刻，世界上有上百万像阿达尼克这样的农民正在被活活饿死。他们没有力气，在种地的时候从来不会使用能帮助提高效率的技巧，没有什么途径联系到农业推广代理来教授他们新的耕作方法，也没有土地。要想实现大规模、高科技的农业耕种，需要雄厚的资源和良好的基础设施，这些都是令自给农民望尘莫及的，所以这个办法行不通。有的农田土壤肥沃，灌溉设备齐全，通有平坦的公路、设计合理的铁路，还配备了大型谷物升降机，对这样的农田行之有效的技术，却未必能解决脆弱农民的粮食问题。要知道，数百万的农民住在偏远的地区，那里只有泥土路，他们除了把粮食一袋袋地扛到商贩那里去卖，或者把种子和化肥一袋袋地扛回农场之外，别无选择。
人们最终走上务农这条道路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人是第6、7代农民，他们完全习惯了代代相传的某种特定的务农方式。很少有人像我这样，绕了一大圈才发现务农适合我。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农民种地，是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没有选择的选择。全球粮食生态系统很复杂，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理解粮食从哪里来，种粮食的人有什么困难。我是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在理解这个问题，因为农民是我的第一职业，我裤子的膝盖处可以证明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