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 王绍光　樊鹏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7月

　　2006—2009年间，中国进行了新一轮的医疗体制改革。通过对医改政策形成过程的深度分析，本书试图探究中国中央政府重大公共政策的决策模式。医疗体制改革不仅属于重大公共政策，而且是世界性决策难题。从医疗服务的供给方看，它涉及医生、医院、医药及医疗设备的制造商、批发商、商，还有医学研究与教学机构；从医疗服务的需求方看，它涉及每个人，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时下是否健康；从医疗服务的筹融资方面看，它涉及公共财政、社会保险、商业保险、个人支付；从医疗服务的行政管理看，它涉及卫生部及其他很多中央部门(包括农业部和国防部)，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等等。
　　中国用了近四年的时间，顺利出台了一部充分体现公益性、符合中国国情的医改改革方案，被广泛评价为一次巨大的成功。回顾这次医改政策形成的全过程，不仅在中国重大公共政策的历史上史无前例，即使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不多见的。要解释这种成功，就不能把它视为偶然现象，而应把它看做中国决策模式的产物。问题是，迄今为止，对中国决策模式的系统性研究很少；即使有，也是外国学者多年前完成的。他们对当年中国决策模式的概括未必准确；哪怕准确，对日新月异的当下中国也不可能适用了。本书的着眼点就是探究当今中国重大公共政策的决策模式。
　　《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通过收集大量政府公报、文件、报告等公开资料，通过对参与新医改决策过程的官员、政策专家、有组织利益团体代表进行深度访谈，分析了政策形成的全过程。与以往相比，今天中国重大公共政策形成的参与方不再局限于党政领导人和各级官员，还包括智库、国际组织、利益集团以及一般人民大众。由于党政机构内部的决策者不再全面垄断政策形成，除了决策部门内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互动以外，政策形成过程还包括传统参与方与各种新加入的外部参与方之间的丰富互动。政策形成之门越开越大，中国政府的决策能力却没有被弱化。其中的奥妙到底是什么？本书以决策的参与结构为线索划分章节，对决策过程中各方面的沟通机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描述和梳理。　
　　《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发现，政策形成参与结构和沟通机制的变化，对中国中央政府决策模式带来了巨大影响：由过去的“个人决策”、“集体决策”转向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更高的“公共决策”。我们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共识型”的重大公共政策决策模式。它有两个关键特征：一是参与结构方面的“开门”；二是沟通机制方面的“磨合”。“开门”相对于“关门”而言。开门决策首先意味着打通门里，不再由少数领导者关起门来决策。其次，开门决策意味着开启“进善之门”，允许、欢迎、鼓励利益相关群体登堂入室，在政策形成的各个阶段，通过各种方式对国家重大决策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第三，开门决策意味着决策者要放下身段，迈出户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广泛展开调研。这是一种与政治参与相映成趣的逆向参与：决策者不是坐等他人上门参与，而是主动出门，体会民情、听取民意、吸收民智。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说，逆向参与就是群众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