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里不是详细讨论上述这种思维方式之处。读者会从冯教授的书作中找到很多信息和灵感。他是一位对德国自由主义的敏锐的观察者和研究者。我对黑格尔思想的评述旨在补充一些额外的洞见，以帮助读者进一步看到这种思维方式对于观察当前中国状况的潜能。在设计其未来政治和经济秩序过程中，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来平衡众多个体、团体和政府在一套宪则安排中的不同要求，这种宪制安排将正式法律与其自己的“伦理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因此，冯教授的书作也反映了中国的文化传统。问题在于，我们在何等程度上就能甄别中国社会秩序的文化和非正式的方面，这两方面需要与正式的制度安排相结合，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由此较之于诸如美国、德国或者欧洲的道路，形成一条“中国”道路。
在我看来，存在着重要的历史路径可供考虑，将之作为通往未来的道路。例如，清朝政府的“低税”可以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框架,也可用来考虑借以型塑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一问题与应该如何调节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问题（冯教授新书中的两个主题）有关。例如，“低税”国家与社会相结合，在其中地方社区蓬勃发展，并且依托公民对公共产品的其他贡献：事实上，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大部分可以是或是由乡镇和城市提供的。在低税国家，中央政府会专注于处理涉及真正的国家和全球利益的问题。清朝府确实就是这样去做的。古代中国的文明在18世纪发展到了顶峰，吸引了欧洲众多观察家和思想家的赞赏，包括魁奈，他甚至被誉为“法国的孔夫子”。
中国是否会找到自己的道路，这对于找到全球秩序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言，即使不是关键，也很重要。在这一语境下，再回到政治哲学分析，可以取得累累硕果。约翰·罗尔斯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曾提出的“政治自由主义”
理论，似乎也呼应了黑格尔的重要思想。在当前的语境中，最重要的是他对“福利资本主义”的批评。这一批评所强调的要点常常被观照社会秩序观的经济学家忽视，比如近期诺思、沃利斯和温加斯特的新近论著《暴力与社会秩序》就是如此，冯教授也在书作中提及过。这些作者以纯粹形式的角度定义了“开放进路的秩序”，并认为在20世纪的政府规模扩大，无须从负面的角度去观察，它反映了政府越来越多地响应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罗尔斯对多数“福利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其批评性要更为强烈得多。他也关心秩序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强调的问题：权力高居哪个位置？权力的来源是什么？这些权力如何对人们施加影响？在罗尔斯看来，福利资本主义从事收入的再分配活动，但他们维护更根本的财富和权力分配，使其不受影响，因此违背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如果我们考虑到新近发生的两场当然存在相互连带关系的危机，即2008年金融危机和持续的欧元危机，罗尔斯的批评就非常具有启发意义。谁从所有那些救援操作中获益？受益者都是当前的权贵。“对银行施救”意味着维护这些权贵的权力地位。几乎所有的顶级高管都毫发无损地逃脱危机。举个例子，根据当前的货币政策，利率为零或几近为零。这导致对普通公民的剥夺。他们为自己的退休生活而进行储蓄，很少拥有实物资产和其他形式的财富，比如房地产。这是罗尔斯认为需要批评福利资本主义的地方。最终，福利资本主义牢牢把守目前的权力结构，甚至以损害他们为代价，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是领取福利服务的得益者。零利率不会对缓解在南欧的巨量失业人员和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所面临一个可怕的信贷紧缩问题有所助益。但它撤销废除了对储蓄的回报支付，削弱了养老金制度。最糟糕的事情是，普通公民没有真正的选择自由，无法去选择一种替代的方式以保护归其所有的小份国民财富。
罗尔斯认为，只有两种可替代选择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相符：存在财产权的民主和自由社会主义。在我看来，这种理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有着极端重要性。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学派显然赞成存在财产权的民主。这是一个系统，其中生产性资产的财产权主要归私人所有，而其分布广泛分散。事实上，许多早期的秩序自由主义者甚至批评一些当前流行的制度，比如上市公司制度和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制度为公司权力的膨胀奠定了基础。另一种选项，即自由社会主义，会表现出很大的公有制成分。这当然引起了在市场竞争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但罗尔斯的观点是，自由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是更根本的，所有权问题可以单单基于效率理由就能被部分得到决疑。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反映了黑格尔的承认原则。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被纳入政治进程之中，每个人都有参加的手段，每个人的贡献都被视为对一个社会的一般善是有价值的。这包括某些基本的经济权利和能力，按照阿玛蒂亚·森的说法：人们可以每天苦干12小时，而没有空余时间参与公共活动。政治参与需要政治素养，从而要求参与者接受高水准的教育，而且这种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应该是平等开放的。诸如此类，以此类推。
这种政治自由主义的特定制度条件需要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得到酝酿。例如，政治自由可能意味着地方社区依托公民参与而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它并不仅仅意味着“不受约束的市场”，它可能包括国有制遵循一些基本的规则在经济中发挥强大的作用，具体视发展的水平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这里重要的是，生产性资产的国有制是否为经济中的特权和权力的不平等分配（这可能是体现在获取信贷和补贴的特殊待遇，或对民营企业的市场进入设置障碍）提供了依据。如果是这样，国有制就违背了政治自由主义原则。我认为这样的推理方式提供了一个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以更好地直面中国未来的政治和经济秩序。
如果中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秩序观念，这将在世界史上构成重大的历史性分水岭。中国自身不至于标榜霸权，而是偏重于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体系。中国这样做有其道理。然而，这里在价值观和观念方面的引领肯定会发挥一大作用，这种引领只是反映了在一定的历史情况和背景下公共话语和智识辩论的创造力和创新。中国需要重新思考诸如“秩序”和“繁荣”之类基本观念的含义。就个人而言，我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提供了一些灵感。繁荣指涉一种“美好的生活”，后者意味着享受生活，但主要是指过一种有着道德责任的生活。在这方面，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家和早期欧洲也即希腊的哲学家，其看法似乎接近。良好的生活意味着在秩序、正义和繁荣中生活。今天，这意味着包容性增长，承担环境和社会责任的工商活动，或不存在腐败和政治权力的滥用。我希望中国能够找到自己的梦想。
（作者系德国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东西方文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吴英燕编辑）
